多出丰沛。”天赐三年，“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异姓二人；而魏初多为汉人大族所充任的郡太守一职，却“虽置而未临民”[12]。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农耕社会的过渡
，中央王朝与地方豪强在土地与人口控制中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北魏实施三长制和颁布均田令的实质即在于与地方豪族争夺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权。太和改制后，北方社会基层
组织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魏晋时期大族与宗族部曲间那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已不复存在。
北魏后期，高门大姓的盛极一时与地方豪族的逐渐衰落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后者正是前者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士族与贵族：北朝世家大族的政治角色
探讨北魏的世家大族问题，如果仅就士族论士族，特别是就汉人士族论士族，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因为北魏政治的主流毕竟是皇权政治而不是门阀政治。北魏社会
为世家大族提供了怎样一个政治舞台，世家大族又是在怎样一个制度框架内参与现实政治的，欲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忽视北魏皇权的发展，不能忽视一个庞大的鲜卑贵族集团的存
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
本书对贵族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日本学者有所区别[13]。笔者认为：士族与贵族虽然都具有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世袭的特点，但其主要区别在于有无封君的法律保障，这种区分对于
理解北魏历史显得尤为必要。北魏时期，贵族主要包括拓拔宗室和鲜卑勋贵；而士族则指魏晋以来居于中原本土的世家大族以及部分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豪强。
受到草原民族原始部落制和军事民主制的影响，北魏前期的政权体制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鲜卑异姓王公在法律上具有同皇族相埒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在王位继
统、军事征讨等军国大政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皇权处在贵族的包围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贵族利益的代表。
在这种政权体制下，汉族士人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从道武帝复国至太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北魏政权极力笼络征召，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仍心存介蒂，“东土罕有仕者”，
士人视出仕为“试祸福”[14]。宋隐入魏，嘱子侄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
。”[15]李先出仕，其子密问：“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16]博陵崔绰，神?四年被征，“寻以母老固辞，后为郡功曹而卒”[17]。北魏前期进入高层统治圈的汉族士人
，为官多“清”而不要，有谋议权而无决策权，罕有直接统帅一方重兵者，其官位要视君主或鲜卑勋贵的宠信程度而定。上述种种迹象多被北魏初期清河崔氏等个别大族的活跃所
掩盖了。抛开这几个家族的特殊历史际遇不论，就崔浩本人来说，他曾致力于“分明姓族”，“整齐人伦”，“复五等之爵”，力图将中原士人纳入北魏新兴的王朝体制，但他走
得太远，超出了自身的实力和北魏王朝所能容纳的程度。“国史之狱”的起因固然可以有多种诠释，而崔浩及清河崔氏的昙花一现，正是当时中原世家大族社会实力和政治地位最
真实的体现。
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皇权逐渐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
冯太后主政时期，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有了一定提高。赵郡李奕兄弟、陇西李冲、“太原”王睿“因缘见幸”，先后被不次拔擢，委以大任。这一时期汉族士人对王朝政治的参与
尚未摆脱内廷政治的色彩。以名家大姓的身份却只能以内宠得显，但正是通过这种令人尴尬的非常的途径，汉族士人在官职和爵位等方面突破了旧有的制度框架，也使得皇权开始
取得了独立运转的能力。
如果说冯后主政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北魏贵族间固有的均衡，并使皇权籍此树立了自身的权威，那么孝文帝临朝，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对北魏皇权体制的重构。“改降五等”前，鲜卑
王公的世袭特权主要表现在爵位与官品相连，勋官子孙世袭军号，王公可按爵位经常分配赏赐。“改降五等”的实施，缩小了贵族的范围，减少了异姓王公的特权，拓跋宗室也由
此而确立了高于鲜卑异姓王公的独尊地位。孝文帝着意笼络诸弟，献文诸王或出镇要藩，或入绾枢要，成为北魏皇权的有力支撑。
除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动因，迁都洛阳是北魏皇权为了进一步摆脱鲜卑勋贵的控制所尝试的一次非常之举。在这一过程中，诸王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契机
逐步确立了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族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这种格局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保持了北魏政权的稳定，保证了太和改制的顺利实施。以此为前提，中原王朝的典章
制度和思想文化通过汉族士人的努力得以顺利而全面地输入北魏政体当中。
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族士人以婚宦品评门第的传统而建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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