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以三品为中正”[4]。北方大族间这种文化与地域间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两晋之际不同的政治取向，也深刻影响了北朝的历史。
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
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
永嘉之乱后，晋室迁祚，中原板荡，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结坞屯堡，以为自存之计。但是，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
坞主间“各以诈力相攻击”[5]。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协调行动，共御石赵。以分散的宗族武装，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
方胡骑。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出任地方守令，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
的主要维系者。当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勃海封氏、渤海高氏、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
的门第，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北朝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
与一般地方豪族不同，北方地区的名家大姓出于自身的门户渊源和文化背景，从八王之乱开始即被卷入西晋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与倾轧之中。在这种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大姓名士
采取结坞守境者并不多见，他们往往与胡族统治集团的上层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6]。石赵政权中，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颖川荀绰、北地傅畅、中山刘群（刘琨之子）
、清河崔悦、范阳卢谌等名士，均“见擢用终至大官”[7]；前燕“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
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胡母翼、鲁郡孔篡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8]。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
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在一段时期内，他们
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lún_lǐ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
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清河崔
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
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多次优诏征召，甚至以武力强迫汉
族士人入朝为官，参定律令；另一方面又在沿袭十六国政权的传统，通过武力征讨和强制迁徙等手段，消除地方上潜在的割据势力。北魏王朝对征服区域的地方大族“待以客礼”
或“待以国士之礼”，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礼仪，而是包括了徙豪望、授官爵、给田宅、赐奴婢等实际内容。通过这一方式，北魏王朝把各种纷乱无序的地方势力逐步纳入了
统一的行政体制当中；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北方世家大族的重新选择和沙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后，北方大族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些原本在地方上颇具实力的豪强，在重重打击下归于沉寂，而一些自身宗族势力并不强大，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族，则在王朝的扶植和造就之下成为一时盛门。杨愔诫子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方伯不绝，禄恤甚多。”[9]阳李崇与北平田彪互为“州里”，共率郡降魏，李氏官宦不绝，“而彪
子孙遂微劣焉”[10]。
孝文帝分定姓族，标志着北朝门阀序列的最终确立。在这种背景下确立起来的北朝高门大姓，虽然带着汉魏旧门的桂冠，却已具有明显的“官僚化”倾向。他们的政治、经济与社
会地位，与北魏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北魏王朝的矛盾，主要不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如何利用和
改造这一制度框架以攫取自身的利益增加其权力、威望和财富。正如王夫之所论：“魏晋以降，廉耻丧而忠义泯，夫岂无慷慨之士，气堪一奋者哉？无以自持，因无以自继，则虽
奋而终馁。”[11]
与名家大姓的显达相反，从总体上看，地方豪强在北魏时期处在一个逐渐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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