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走到这条路上，则大国因其体量，经受得住世界市场波动的短期冲击，国家信用相对有保障，货币便会相对坚挺；小国的体量难以经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冲击，国家信用保障性较差，于是它们多半会采取本国货币绑定大国货币的政策，以大国货币作为本国货币的信用之锚。因此，信用货币时代，便是天然的大国主导的时代。大国由于其体量规模，是世界市场的自变量，本质上无法以其他国家的信用作为自己货币的锚，而只能以本国的经济作为货币信用的担保，为世界市场提供信用之锚，小国则绑定在大国的船上。这内蕴着大国所必须担负的世界责任；相应地，也构成大国巨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天然是个大国，其在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中央银行运行机制及信用货币体系，虽然由于民国本身的经济状况糟糕，又遭遇各种内忧外患，而致货币信用破产，但这实际是建立现代国家时所必需的制度。民国时期的相关实践，在技术性的制度层面开启了中国国家建构的道路，该种制度的浮现，脱离不开国际大环境的压力，同时也是为现代平民社会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工具；从长远来说，也是作为大国的中国所必须担负的世界责任的一个抓手。
ss=bold2.苏联的影响
晚清时期，很多人认为只要立宪了，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便都能够获得解决。然而，北洋政府完成了立宪，却并未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军阀混战的局面当中，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一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以为威尔逊主义的公理主张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巴黎和会却未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各种屈辱与愤懑叠加在一起，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人们不再认为一场简单的政治革命就能解决中国积重难返的问题，开始寻求通过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进行这种深层次革命，需要对民众进行有效的动员。苏联的影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到来。列宁主义政党技术以及一整套的世界观进入了中国，激活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变迁。
1919年7月，苏联发布了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及其他协约国家所签订的秘密条约，放弃沙俄夺自中国的领土和特权等。伴随该策略有着一整套的意识形态叙述，对于政治秩序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框架，帝国主义的行为在该框架中被揭示为邪恶与虚伪，受苦阶层的自我组织与反抗则在该框架里获得了一种根本的正当性论证。国人刚刚在巴黎和会上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欺侮，自视为国际社会上的受苦阶层，因此一下子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好感。
同样是在1919年7月，早于《加拉罕宣言》几天，胡适先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掀起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批评过度关注“主义”的人，他们无视现实所面临的真正问题，认为只要寻获一种主义，就找到了包治百病的妙方。左翼力量的代表李大钊先生则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le=《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28页。
暂且把这场争论当中双方的政治话语放在一边，从争论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转型历程的一个关键奥秘，即倘若不能完成社会的普遍动员，则任何具体的努力都只能产生非常局部性的效果，终将被庞大而又沉滞的中国社会所吞没湮灭，而无法真正促动中国的政治与历史进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在于中国的超大规模。对中小规模国家来说，局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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