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而非以贵金属储备为基础的不可兑换纸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过去的贵金属本位货币使得政府财政实际上受制于社会，而信用货币则让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操作空间。法币的发行能够打破通货紧缩的经济困境，但是很快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以及抗战结束后持续四年的内战，使得国民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不得不通过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连带着作为货币之担保的国家信用破产。当然，即便没有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南京政府很可能迟早也要走到发行信用货币的路上去，但是在那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多几年缓冲时间，可能会相当大地影响历史的走向。
朱嘉明先生认为，从货币视角来看，法币改革才是中国真正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是断裂性的，反倒与1949年之后有着某种连续性。他提出，通过法币改革，南京政府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一是通过信用货币而让中央政府获得了相对于地方势力不对称的财政能力，消灭了地方势力的军事割据；二是通过废除银本位而初步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完成这两件事情，需要组织和动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这些成本是由国民党政府预支的。le=参见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440—441页。 弗里德曼也提出，南京政府的恶性通胀，不仅帮助共产党人夺得了政权，而且在战争过去之后，共产党人还能借助消除恶性通胀巩固其政权。le=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第173页。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找到办法消除通胀，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关。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仍然是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是城市，受货币经济影响极大；而商品化经济程度不高的广大乡村，在恶性通胀下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却远远小于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敌占区的法币遂涌入了越发狭小的国统区里，进一步恶化了国统区货币的通胀状况。而共产党在自己开辟的根据地则另辟蹊径，非常典型的是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北海银行，以物资为储备来发行北海币，并根据农业周期来调整货币发行数量，随着物价涨落，通过根据地工商局吞吐物资来调整货币流通数量，保持币值稳定，因此北海币在其流通领域中的信用远远好过法币和汪伪政权发行的伪币。le=共产党根据地的经济官员甚至因此总结出了关于北海币的“物资本位”理论、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纸币流通中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今天看起来尤为令人惊叹。关于北海银行所进行的“货币战争”历史，参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174页;以及《北海银行暨鲁西银行货币图录》，山东省钱币学会编，齐鲁书社，1998年；《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山东省金融学会，1988年。
北海银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资储备来自农村自产，受外部世界的影响相对较小，货币机制与农村经济相匹配，几乎可以无缝对接计划经济。而国民党的法币机制是应用于市场经济的货币，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这种货币机制显得过于超前，无力应对农村经济的问题，又在剧烈通胀中丢掉了城市的支持，最终只能接受统治失败的苦果。
但是，国民党开创的信用货币制度，确实为后来中国再次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预备性的制度建设。现代国家的经济都高度受制于世界市场的波动。对于小国来说，实力有限，只能随波逐流；对于大国来说，则必须对经济有某种自主掌控力，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因世界市场的经济波动在本国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倘若不能形成这种缓冲，则其社会问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在世界市场上传导出去，让小国所面对的环境也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央银行正是非常重要的缓冲机制。1929年大危机之后，西方各国逐渐意识到，必须建立拥有自主货币政策的中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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