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视野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可以说，胡适先生的说法指出了发现真实问题的重要性，却忽略了中国最大的真实问题正是其超大规模；李大钊先生意识到了进行社会普遍动员的必要性，却容易陷入理念之争。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说，超大规模国家的转型之难，使得它几乎无法找到两全的办法，只能在历史的试炼当中艰难前行，任何事先的规划，也一定会在超大规模国家的现实运动中被演变得远离初衷。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主义”，但由于其对“主义”的拒斥，而走上了“全无主义的主义”（a doctrine of no doctrine at all）le=［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324页。 的道路，反倒让自己进退两难，终外在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历史；左翼则基于其对“主义”的理解，而走上了对政治与社会的直接参与之途。在1920年提倡了“多研究些问题”之后，很少有自由主义者加入社会调查工作或劳工运动；反倒是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开始走入工人和农民群中，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
中国若欲实现普遍动员的现实需求，会受到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农村人口与城市底层人口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等现实条件的约束，因此必须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能够整合起社会底层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必定具有左派色彩。因为自由派的方案不以普遍动员为其诉求，更不认为社会动员是解决底层问题的好办法。苏联对外传播革命的需求，恰好提供了一种左派的理念及组织技术。这两种需求之间形成共振关系，所以苏联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特殊催化剂。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历史，始终有苏联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作为其背景。自由派对英美两国的理念有亲近感，但英美主要基于贸易考虑而制定对华政策，反倒有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得沿海口岸地区与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而与内地的差别越来越大，恶化已有的社会撕裂。这也是自由主义虽然在20世纪前半段获得不少中国精英界人士的青睐，却难以对这段中国历史产生内在的深刻影响的原因。又逢20世纪初期，英国也正是费边主义等民主社会主义派别影响力大盛之际，即便是英国学成归来的人，也颇有一些对左翼思想的亲近感，于是苏联的影响进一步获得了空间。
列宁的理论思考以全球为单位，大开大阖，大陆国家从未有过如此视野，故而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远东展开的谋划，也呈现出大空间大格局的战略想象力。一方面，它紧盯着中国的亲日派别，扶植其对手，以免日本在华影响力过大以致威胁苏联远东安全，因此可以同时从西北的冯玉祥与华南的孙中山着手，以对抗皖系奉系等亲日军阀。苏联并不忌惮这些力量的民族主义诉求，因为在列宁的理论结构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正是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普遍革命得以发动的前提；并且，通过孙中山一系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诉求，更可以形成对区域本位的奉系等亲日军阀的压制。另一方面，苏联在中国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以此在中国实现更加普遍化的动员，形成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力量的冲击；并鼓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确保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会保持在左翼的倾向上。le=关于苏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多重支持，可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32页。
在苏联的支持下，国民党于1924年实现改组，采用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但拒绝其意识形态。至少部分国民党右派更加认可英美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技术不过是他们用以实现该理想的趁手工具而已。但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有着相当的表里关系，实践中要想将其剥离开分别对待，边界很难清晰划出。这导致了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激进行动le=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当中所提到的农村一系列过激行为即是在国民党左派领导下做出的。，并且由此强化了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意识，及至发动“四一二政变”。
北伐时期，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有着各自的普遍主义秩序想象，其宏观战略唯一的交集便是中华民族。因此在现实活动中，民族主义的动员功能被无限放大，各种普遍主义的面相则相互抵消，形成了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外交。最典型的是北伐时期对于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le=参见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第二章《激烈型“革命外交”之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1927年1—2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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