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也满足了人们安全方面的需求，集体劳动、统一分配更容易让人们产生相互信任、互相依存的心理。
再加上当时居住条件简陋，没有什么像样的食器，大家拿到分给自己的那一份食物后，一般是找个地方站着或坐在地上吃，没什么讲究。
分餐制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
新石器时期结束后，人类进入到青铜器时代，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剩余食物增加了，餐具也有了许多革新，但人们仍然实行分餐而食的办法。
这是其一，分餐制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阶级需要，家具使然。
进食者一般端坐在铺于地面的席子上，上身挺直、双膝着席、臀部挺立或压在双脚上。主人与宾客通过方位、座次区分身份、地位，每个人面前摆着各自的食物，一人一份。
这种充满仪式感的进食方式，非常符合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区分尊卑贵贱的需要，即儒家提倡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不同身份的人，面前摆放的食物种类和数量并不一样，所用的食器也不一样。比如：
君臣共食时，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长幼共食时，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宾主共食时，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
分餐制是有等级划分的。
其实跟分餐制有关的，除了孟尝君食客自杀外，还有很多历史典故。
比如说鸿门宴！
我们熟悉的‘鸿门宴’，正是因为实行分餐制，范增才有可能设下‘项庄舞剑’这个杀局——项羽、范增、刘邦、张良等人按身份分坐于不同方位，中间有空地。
如果他们几个人当时围在一个桌前吃饭，项庄就没有发挥的空间了，勉强做局还可能误伤自己人，得不偿失。
再比如徐孝克，这个人你总该知道吧？”
周楠楠：“你说啊，你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陈书·徐孝克传》记载，南陈大臣徐孝克每次陪皇帝侍宴，没看见他吃什么，席散时他座席前的食物却少了很多，陈高宗询问中书舍人管斌是怎么回事。
于是，管斌留意观察，发现徐孝克偷偷把食物塞在宽腰带内，待宴席结束后，拿回去给母亲吃。陈高宗得知此事颇为感慨，下令给有关管事人员，以后宴会上凡摆在徐孝克案前的食物都可由他‘打包’拿回家。”
吱！
包厢的门口微微开了点儿缝。
几个服务员敛气息声，耳朵贴在门缝仔细地听着，他们已经听了半天了，此时相互间不停地点头示意，虽然默不作声，但大家的表情彼此都懂。
他们表情所展现出的中心思想就是：丫的，这哥们儿在吃上面，懂得比他们餐饮行业的人都多千百倍，这哥们儿的知识，真丰富啊，完全可以上百家讲坛啊！
不多时，竟然有客人也放下筷子，好奇地过来凑热闹了。
李亦儒全然无察觉，继续道：“这是个孝子的故事，再讲一个夫妻故事——举案齐眉。
《后汉书·逸民传》记载，隐士梁鸿由太学毕业，还乡后，娶孟光为妻，夫妻二人后转徙至吴郡，靠帮工维持生计。
梁鸿每次帮工回来，孟光都为他提前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额前，捧给丈夫，以示敬重。这就是‘举案齐眉’的典故，成为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话。
孟光所举之‘案’，就是当时常见的小食案，与餐盘不同，这种小食案有足，可放在地上或席上，用餐时一人面前一案。
至于分餐制的消失，跟多方面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胡服的流入，家具的更新等等，都会使分餐制逐渐转化为聚餐制。
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室砖画《宴饮图》中，2个人围着一个食案相对而食，另一幅《宴乐图》中，4个人并列坐在一个长方形大食案的一侧，一边欣赏音乐一边用餐，反映的都是分餐制向聚餐制过渡的情形。
到了唐代，会餐制真正成型了，因为物阜民丰，物产富饶，人们的食物更多，聚餐制更有利于分享食物，这是其中一条原因……”
周楠楠问道：“你觉得，咱们的分餐制还能重新流行起来么？”
“有一定可能，我们华夏曾有3500多年的时间使用分餐制，是有很悠久历史的，我认为，今天有可能局部振兴。
假如说我们遇到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时，当大家重新意识到食品安全以及分餐制的好处时，如果有强有力的政策进行号召的话，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精英家庭。”
“分餐制咱们有了，那，咱们用过勺子叉子么？咱们不是筷子民族么，那这些西方用的餐具，咱们历史上有类似的么？”
李亦儒点点头：“当然有！
人们吃饭一般有三种工具:手指、叉子和筷子。用叉子的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北美洲，用手指抓食的人生活在非洲、中东、印du尼西亚及印du次大陆的许多地区，用筷子的人主要分布在东亚大部。
使用筷子固然是我国的古老饮食传统，但实际上，勺子和叉子也曾在古代我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考古学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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