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熹接着说：“‘相地而衰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与之分货’。
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当然包括公田，即‘均地分力’；在‘均地分力’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即‘与之分货’。
总之，每亩土地的租额，按土地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而有轻重的差别，就是‘相地而衰征’的含义。
这是农业生产关系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开启了春秋时期各国大变革的时代。
但管仲的改革，仍然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之上的。
鲁宣公十五年实施‘初税亩’，无lùn_gōng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的转化。
秦孝公在位时，商鞅在秦国实施改革，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
井田制由是彻底瓦解，土地买卖从此端，而所谓的土地兼并也随之而来。”
马腾问：“土地一般来说，怎样进行买卖？”
乐熹道：“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地权交易频繁，流行着‘千年田，八百主’、‘田无常主’的说法。
但这种频繁的交易内容复杂，形式多样，有‘活卖’与‘绝卖’之分。
‘活卖’是指卖主保留回赎的权利，但回赎权力保留有一定的期限；过期不赎，即成‘绝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活卖’的形式进行的。‘活卖’其方式主要有‘典’、‘当’、‘卖’三种。
农民想保留土地回赎权，常通过典田取得现金和实物，典田在不赎而绝卖时所得的补价为数很少。”
马腾又问：“那买进土地的通常都是些什么人呢？”
乐熹说：“有能力并乐意追求土地财富的主要有这样两种人：
先是占据社会优势的人，包括王侯、将相、皇亲、贵戚、在职官吏、退职乡绅、地方豪强、名门望族等，其次是富商大贾。
有关他们购置田产的记录史书上不乏其例。
汉朝建立以后，新的权贵集团开始利用其政治影响集聚财富。这些都是汉朝最初几代人皇帝的功臣及后裔。
例如，灌夫虽然是一个军功并不显著的武将，却也积累了大量的财产和良田。
这个集团中的功臣在高祖封侯的有143个，吕后当政封了12个，文帝统治时又封了1o个，总共有165人封侯。
这些家庭及其前后的家臣与亲属，构成了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他们都有能力为自己掠取大量土地。
外戚和宦官也十分活跃，他们或者从皇帝那里寻公田，或从其他所有者那里来掠取私田，外戚在这方面声名狼藉。
后汉时期外戚更甚，虽然在光武帝统一全国前他们已经很富有，但其抢占财产的情况仍有生，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窦宪掌权时强夺某位公主的土地。”
马腾担忧地说：“这样一来，岂非是有的人土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富；有的人土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穷？”
乐熹道：“是的。土地经过合法或非法的买卖使地权生了转移。
转移的结果是土地的占有生了两极分化，一边是大量的失地贫农，一边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少数富有者，土地的分配严重不均衡了。
最初的分化在时间的流淌和土地兼并的疯狂中愈趋扩大，朝着董仲舒所痛斥的‘富有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方向展。
土地兼并所引出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终于埋葬了前汉王朝，随后建立起来的后汉王朝仍无计可施，听任兼并的继续。
曾有一个贤人对此有一个概括，他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这些可以说是我后汉土地兼并的一个生动写照。”
马腾道：“在临松薤谷时，我曾听永嘉先生讲，我大汉王朝对农业极为重视，而且农民的税赋很低。
那么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让农民大批地放弃土地而进行买卖？”
乐熹说：“我想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农政策执行不力，人民的负担主要来自劳役和剥削。
前后两汉历任皇上，都讲究休养生息，因而对于农业是很重视的，汉初朝庭一再减免田租。
到汉景帝前元二年，农民只需三十税一，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所负担的最低税率了。
但由于地方官吏的剥削，没收了农民税负较轻的福利，再加上一些不可避免的劳役，便使得一部分贫农先陷入困境，而最终成为佃农。
至此，朝庭的抵税福利便由地主挤占了。地主对佃农的租金收取高达百分之五十，加重了其生活的困苦。
二是农民的非农业支出较多。
虽然朝庭采取了种种抑制商业的政策，比如盐铁专营制度、‘告缗令’等，但只要社会不生大的震荡，农民无论出于社会上层还是底层，都需要经常到市集进行交易。
为支付这些费用，有的农民放弃了土地，流入到城市，说明了当时农产品价格是较低的。
三是朝庭的抑制工商业政策，不仅降低了非农业活动吸收剩余劳力的能力，也导致了单位人均土地拥有量的下降。
朝庭实行抑制工商业政策是受‘农为本，工商为末’的限制，这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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