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儒看了看大伙说：“这事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叫，‘性情决定人生’，我的性情就是决定我不是做官的料。”接着他清清嗓子说：“那一年我三十六岁，先是升了员外郎，后又升了郎中，放了个山西大同县令的补缺。到任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总得想要为国分忧，为民办事，于是就学起古圣先贤，微服私访，去体察民情。说来事有凑巧，该我时蔽，一日，在小城的一家酒肆中，遇见了一个人，我一见就起身要走，谁知被那人叫住了，非要我在他对面坐下，并大声说：‘客官，咱们一起吃饭，我还想问你一桩事，你说说当今山西这位抚台大人德政如何？’
“我一听傻了。你道这个人是谁？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山西抚台呀！他也是青衣小帽，微服私访，咱俩正好碰上了。他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这明摆着是要让我在众人面前给他长脸嘛！可那时我年轻气盛，对这位大人在山西的那一套早就看不惯了，又怎么能当着众人的面，睁眼说瞎话，让人嗤笑我呢？于是我也就当着众人的面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见过几次面）说：‘客官，你是要我说真话呢，还是要我说假话呢？’那抚台说：‘当然要说真话。’
“我说：‘如今我们山西那抚台，据说在京里不过是上了几道条呈，靠人长得标致，又会巴结，这才放了个缺，来到山西的。’旁边就有人说有这等事，可那抚台说：‘这与施政没有直接关系呀！’我说，‘他这人一到任就铺张扬厉，要办这个，要做那个，可后来什么也没做，此人是言之有余，行之不足，或者是根本就未曾行过。比如去年山西有多处受灾，他口头上说，要关心灾民疾苦，减税免税，可背地里又说，各地税收一分钱一粒粮不能少，你看这不是嘴上君子吗？再如禁烟一事，下扎子说禁烟，可越禁，抽**烟的人却越多，你说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说不出一个禁烟的方法来，这不又是空谈施政吗？另外他以权谋私，铺摆浪费，搜刮民财就不用说了。’我这一席话说得在场的食客们抚掌大笑，可那抚台大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还得强装笑脸也跟着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饭也没吃，酒也没喝，拂袖而去。”
“天哪，你这不是捅了大漏子吗？”袁小姐担心地说。
“是呀，我也知道捅了大漏子了，说不定哪天一张奏折我就完了。你们猜我怎么着？我来个先发制人，干脆写了个辞呈，把大印往公案上一摆，挂印走了。反正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官了。”
“你不当官啦！”周小莺有些惊讶。
“不干了，小姐，你可知道当今这官场简直不堪入目，要做官就得拿钱。这大小官都有明码标价的。钱多，买大官；钱少，买小官。做了官还要会巴结。人家巴结不到，你巴结到了；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除此之外，这做官还要学会卑污苟贱，把良心搁到一边，放出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这样的官才能做得好，坐得安稳。你说像我这性子能当官吗？还不如做个生意，将本求利，这样坦然。”说到这里方先生大有‘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出淤泥而不染，’的感叹。他在船舢板上渡了个来回又说，“我是读书人，牛兄弟，实话告诉你，在官场上也混过几年了，难道我就不知道‘知白守黑，智圆行事，’的道理吗？可我一见到那些伪君子，我就忘了这些处事道理了。所以说到底还是性情使然，性情使然。所以这就是性情决定我的人生了。”三位年轻人听了这一席话，觉得方老先生在滔滔不绝中确实道出了人生的许多道理。
这时那袁小姐又问：“方老伯，你做这卖书的生意能赚到钱吗？”方先生说：“小姐，你觉得我卖书全是为了赚钱，非也。我是想叫年轻人多读些好书以明理呀！你看现在这般读书人，他们都读些什么书，买些什么书？什么言情的，最好是艳情的，什么才子佳人，公子受难，小姐养汉的抢手好买，可有几个去读《经世文编》、《史记》、《汉书》”他随即从身边书堆里取来一本书说，“这书叫《富国策》中国现在有几个读书人知道这本书。不读这些书，不当亡国奴那才怪呢？”
方先生又有些按耐不住内心的豪情了。洪川忙起身接过书，看了看，又忙着过去给先生倒水，把满满一杯清茶递过去，笑着说：“方先生，不要生气，喝杯水。”并转身过去对船家说，“老板，今晚多准备些酒菜，我请客。‘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方老先生讲得太好、太好了！让我们长了许多见识。”
说真的，同船这三位年轻人，也确实被方先生的一席话所震动。他们打心底里深深佩服这位饱经世态历练，然豪情不减，傲骨犹存，大有侠义情怀的老先生。
不一日，船到镇江。洪川付了船钱与小莺要下船了。大家在船上相处了数日，人熟识了，真有些舍不得呢？临行前，那方先生一再叮嘱说：“洪川兄弟，路上小心，现在从上海到芜湖可能有洋船了，那船又快又稳当，你们下船打听打听。”船行了老远，方先生和袁小姐还站在船头挥着手呢。
果然现在从南京到安庆都有洋船了，那船又大又稳，舒服多了。洪川与小莺从芜湖登岸，这一天终于到了巢州。周老板夫妇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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