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个屁用？”方先生有些义愤填膺，“小小的一个法兰西打不过，小小的日本倭寇，也打不过。人家讲究实学，讲究强军。中国却在讲究八股，你看那些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一旦做了官，你想想，地方哪里会治好，国家哪里会强盛？国家不强，哪里能对付得了那些有洋枪、洋炮，有先进战船的强国。我认识一个外国传教士，他当着我的面说：‘各国就要来把中国瓜分了。’你看现在不就是吗？牛先生你恐怕不看报纸吧！看了你会睡不着觉的，不过还是不看的好，省得烦心……”
洪川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国家命运的高谈阔论，不觉也有些愤愤然。看方先生那激动不已的样子，似乎带几分安慰的口气说：“先生，你做你的生意，何必动这么大肝火呢？”那方先生把眼睛一轮，“先生，那你就不懂了，没有国，哪有家，国家都亡了，还做什么生意，那还不尽做受气的生意。我说个故事你听听，这也是那位传教士告诉我的，‘说日本人占了台湾之后，在台湾行的政令：第一，不许台湾人说中国话，不许用中国文字，一律要用日本语，用日本文字，不学就拿去法办，原因是叫你忘了祖宗；第二，是不准台湾人走路边上，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意思是台湾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在路旁恐怕会偷店铺的东西。’”说着，说着，方先生把桌子一拍，弄得大家猛的一怔，“你说可恨不可恨！你说我做我的生意，还做什么生意，这还是人吗？再说大清这些当官的，有几个是真才实学干上来的，都是花钱买来的，捐来的官。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跟我一样做生意。他们那手段，那牟利之心，比生意人还龌龊，还利害呢！”
方先生好像是遇到了知己，好像是被压抑多年的火山，一下爆发了一样，慷慨陈词，说得气喘吁吁。洪川连忙给他倒上一杯水，递过去。他接在手中才慢慢平静下来，坐到小凳上。坐在另一边的袁小姐笑笑说：“先生，在中日海战中，我们也有几位将领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呀！你说是不是？”
方先生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嗵”一下又站了起来，走到船舱外，忽然又折转身来，把双手一摊，说：“大小姐，有什么用，那个老太太整天只听他的大臣们在家里山呼：‘万岁，万岁，万寿无疆！’一见洋人屁都不敢放一个，只知道割地，赔款；还有一个大红人，只知道到处去签字、画押，靠那几个人去卖命有什么用。你知道一个军政大人曾对丁将军下过一道军令是怎么说的么？”
方先生扭过头来直面袁小姐，说：“原文是，‘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你听，你们听听，打胜了也要惩罚你，那，那不是叫你打败了才好吗？你们还听说那日本鬼子，在占领旅顺后，绑了数千中国人于一处鸣枪肆击，又用乱刀乱剁，直到体无完肤为止的事吗？连西方报纸都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面，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呢？’报上还说，在李大人同他们签订合约时，李大人请求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了，何以着急？’可日本人却说，‘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呢！’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丧权辱国！丧权辱国啊！”方先生又激动起来了。洪川与大伙听了也为之动容。
这时小莺插话说：“方先生，现在义和团和清军一道，不正与洋人打的凶吗？”
“姑娘，这你就不懂了。那是老太太拿老百姓爱国之心，爱国之情，当枪使。前一阵子，不也有一股读书人在闹变法维新吗？结果怎样？老太太不答应，最后还不是，囚的囚，逃的逃，死的死吗？义和团，我看老太太一翻脸，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算老太太不翻脸，你想想人家是洋枪、洋炮，义军是大刀、长矛，锄头，镰刀，能打过人家吗？那义和团口口声声念叨什么：‘铁布衫、金钟罩’‘刀枪不入’，姑娘，告诉你，那个时代过去了。你恐怕没有见过那枪和子弹吧，可厉害啦！”
洪川听了觉得方先生说得许多话很有道理，不免为义和团和弘姑她们担心起来，问：“方先生，这样看来中国没有救了，我们当亡国奴当定了？”
这一问，倒把那方先生问得平静起来，坐下来，又喝了口水，长叹一声，说：“说中国要亡呢，一时恐怕还亡不了。你看那义和团就叫洋人害怕。我年纪大了，已是末路人了，没有用了，希望在你们英年有为的人身上了。”他望了望洪川与袁小姐，接着说，“如果你们都能学好本领，忧国忧民，中国可能还有希望。总而言之，中国不亡便强，不强便亡，断不会有气无神的永远这样下去……”
正说着，船家叫吃饭了。大家又说说笑笑的吃饭了。饭后，洪川示意小莺给方先生倒了杯水，递过去，他打心底佩服、敬重这位萍水相逢的先生。
一天以后，彼此都熟识了，说话也就更随便了。原先受那方先生的一段愤世疾邪的陈词所感染，弄得大伙都危襟正坐的，现在反觉得好笑，觉得这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这两天小莺与那袁小姐也越说越投机了，话也就多起来了。
这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睡意，守着一盏油灯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后来小莺问起袁小姐的事，又引出一段故事来。那袁小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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