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莫飏冷笑了一声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六八年他桂云钦在大全公社时，抓住□□分子欧阳轩□□，那时虽说叫群众专政，实际上是桂主持会议，他是‘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参与的也是他平日手下那帮积极分子。他们把欧阳倒挂在楼柎上，欧阳像杀猪般惨叫。也有人对吊的人说‘把他放下来，别丧良心了’，被桂听到了，他说‘只有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心，没有资产阶级的良心，讲良心就不能革命，要革命就是要狠心！’这时一个打陀螺的孩子看着好玩，用鞭子抽了欧阳的头部一鞭，那充血的头部立刻鲜血直流。面对欧阳的惨叫，桂指着他说‘你看你反动可恶，连小孩子都恨了你！’话音未落，欧阳受不住疼痛，拼命挣扎，绳索断了，他头朝下倒撞下来，头破血流，抬回家去三天后就死了。后来桂还在公社教师会上说他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讲良心就不能革命’，也就成了他的‘左派’经典。不然为什么他儿子死了，人们奔走相告，说‘苍天有眼’呢？”“
“简直是没有人性！党支部要这样的人来落实政策，真是把中央的部署视同儿戏！中央的好政策，到了这些人手里就变样了，拨乱反正的任务还真是艰巨啊。”
“你进门时，我正跟他在讲，请他出面与县区联系一下，他不答应。”
“江老师的打算呢？”
“他说他准备自己去找县委、省委，他不信党和政府会没有人管！他还说原来向齐校长和你承诺过，要送好这班学生毕业，现在他只能爽约了，要向你来说明辞行。”
“这就是说，两个班的语文没人教，怎么办呢？”周塬真的着急起来了。
“是呀，让不让他去呢？所以我和志平要来找你商量。”
“我们既然无力帮他解决，当然要让他去。他为这事抗争了20年，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根本不存在让不让去的问题。”
“我再去找找汪和桂说说看，有不有别的办法。”
“唉，恐怕找和不找都是一样，照我算八字，你那是等于与虎谋皮，白费力气。”周塬叹了口气说。
周塬目送着莫校长出去，他倚靠在床上正想休息一会。刚刚闭上双眼，达夫进来了，他还在门口就问：“身体好些了吧？”
看到达夫，他立刻又兴奋起来。“祝贺你，终于还了你的清白。”
“别说清白，我还真不清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说着，他在口袋中拿出个信封，从中抽出一张油印的、盖着大红公章的县委文件，周塬接过认真看起来：
□□安平县委文件
（1979）652号
关于改正张达夫错划□□问题的批复
县文教局党组：
报来《关于张达夫划为□□分子的复查报告》收悉。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经县委研究，同意对张达夫错划□□问题给予改正，并撤销□□安平县委1958年3月26日对张划为□□分子的决定，撤销原摘帽通知，恢复政治名誉。
此复
□□安平县委
1979年3月8日
报：地委摘帽办。
发：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计委劳资办、公安局、粮食局、财政局、民政局、银行、狮尾岭公社文教支部、张达夫本人。
“我到现在才知道，将我定为□□的日子是1958年3月26日，这个时候急风暴雨式的反□□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当时我们教师中的共青团员集中整团，我还记得，3月24日在对我的批评结束后，主持人桂云钦作总结时说，你张达夫的言行与□□分子没有两样，简直就是个□□。于是散会后，就让我到了□□分子的队伍中去了。25日晚饭后，我被人叫到二楼教室的走廊上，他给了我一张油印材料，让我在路灯下照样抄在资料纸上，并签上我的名字。从此，我就糊里糊涂成了□□分子。”
“你抄写的是不是你的鸣放材料？”周塬虽说也和□□先生们一起挨斗、游街，但究竟没有经历过那一场，不无好奇地追问。
“抄写的是些什么，我一直不清楚，路灯十分暗淡，我是看两个字写两个，并无完整印象，并不像我鸣放的大字报内容。再说我鸣放的大字报怎么会变成了油印呢？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划为□□，糊里糊涂戴了20年帽子。正因为不服，所以1968年又以我否认‘反动本质’为由，重新戴帽，并判管制三年，直至1974年十一月才撤销。”
“这也难怪你一头雾水，糊里糊涂，我这听的也更是奇里奇怪。”
“我一直在怀疑——”
“怀疑什么？”
“那时划□□是有指标的。或许是因为没有完成指标，于是把我拉上凑数了。”
“不是有一种传言说，当时全县斗了一千五百多人，省里说划得太多，最多不能超过四位数，于是县委便划了九百九十九个，其余的就列入‘中右’了。此说又显得矛盾。”
“无论怎样说，到1958年三月底补划凑数却是个铁的事实，有这个文件为证。”
“不管是原装也好，凑数也好，反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从今天起，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公民，不再是入另册的牛鬼蛇神，终于扬眉吐气了。”周塬再次表示祝贺。
“这倒是当然。不过戴帽也好，摘帽也好，改正也好，都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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