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１８９o～１９４９），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曾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是国民党内*理论权威，被称为：“*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戴季陶也同蒋家王朝一样，最终避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１日，在广州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
戴季陶的政治生涯落下巨大污点，但他在学术上也不是一无是处，尤其是初版于1928年的《日本论》，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参考著作。即使在其成书70多年后的今天，该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仍有一定的帮助。
胡汉民序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韦尔斯：英国著名作家，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其著作有《时间机器》、《隐身人》、《世界简史》等。】，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lún_lǐ，好像英国的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
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山鹿素行（1622～1685）日本江户前期的儒者、军事学家。曾从著名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学习儒学，后又研习军事、神道、和歌学、佛法等。宽文年间，他对被确立为官学的朱子学的抽象性展开批判，主张儒学的实践性和日本的学问体系，提倡古学，因此获罪流放。晚年获准回到江户。主要著作有《兵法神武准备集》、《武教全书》、《山鹿语录》、《中朝事实》等。】、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略见原书中篇第一节）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
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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