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煞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征韩论：由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于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提出的侵略朝鲜的论调。明治初年，木户孝允等主张把戊辰战争时动员的军队用于征韩，后由于日本与朝鲜的邦交谈判陷入僵局，征韩论得以通过。但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后来又主张解决内治，于是西乡下野。这次事件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和士族叛乱的开端。】，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政治家，分别于1885～1888年、1892～1896年、1900～1901年四次担任首相。1871年任岩仓出访团副使访问欧美。1873年升任参议兼工部卿。1882年主持拟定宪法。1885年任日本首届内阁总理大臣。1909年10月赴中国哈尔滨与沙俄协商侵朝事宜，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枪杀。】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殁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韦尔斯说，欧洲人不知中国，其重要意义就在此点。我们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页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觉得他无甚心得，并不深刻真挚，也是此理。到得本国人说本国的民族，这些条件工具是比之外国容易完备了，然而却有第二种的障碍，这种障碍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碍，姑且撇开，而自身的因缘成为心理的拘囚偏执，就会弄到如黑智儿（即黑格尔——编者注。该书注解均由编者所加，后不赘述。）那样一个大哲学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认做神的表现，世界的选民，其实如季陶先生此书所引吉田松荫《坐狱日录》一段话，也和黑智儿的出发点相同，不过一个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个穿了近代哲学的衣而已。《大学》说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而莫知其苗之硕。”上句是由于爱，下句是由于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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