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朝建立起，大一统一直是中国的历史趋势，其间虽有汉末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唐末五代十国五十多年之分裂，却无掩这种趋势。大一统造就了中国在十六世纪之前一直领先西方之优势，但也实为近代中国之落后根源。大一统的要求迫使帝王们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保持全国各地的生活、经济、政治之均衡，而不是利用各地的不平衡来促进经济之发展。他们为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从而保持全面的均衡，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最低效的农业立国则又必然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
由于行政效率不高（实质是技术的匮乏），帝王们务必要保持民风之淳朴（换句不好听的话叫愚昧），以道德加以约束，从而大幅度减轻官府之负担。乡间若有事，一般以当地乡绅做主裁决，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态度解决事端，实在不得已才上报官府。因此，古代中国官府之行政效率也从无要提高之紧迫感。这一来，一旦经济、人文不断发展，庞大的社会就会脱离政府之有效管辖，如果再遇到突发性事件，就足以造成整个朝代之崩溃。
唐王朝即是因此。唐末之时，各地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已不是立国之时所能比较，而扁平的官僚体制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发展以适应社会之变化，造成各地问题丛生，无法管理。因此，一旦朝廷迫不得已而分权，只能造成全面分裂，形成军阀割据。
五十四年晃眼即过，各地军阀将本地经济、社会治理的有条理之后，统一的基础形成，崛起于东北的契丹也成为统一的外在压力。
宋太祖赵匡胤于乱世之时奋起，采取了正确的军事战略，先灭荆南、湖南，再灭后蜀、南汉、南唐，降伏吴越（后在太宗手上统一），然后回师平定北汉，自此一统中原地区，为此后与游牧民族长达三百年的交锋打下了长远的基础。
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问朝代所打破。由于农业用具的不断发明与使用，农业效率有了极大提高，手工业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发展，纺织品、陶瓷品远销世界各地。另外因政府提倡铁与煤燃料的使用，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有色金属的产量激增。可以说，宋朝经济之强大，远超盛唐。自然而然的，宋朝想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以求一统中国，铲除盘蜛东北、西北之辽金与西夏。
赵匡胤曾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宋朝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其想法与祖先完全一致，他在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以宋朝体制之特异，中国农村之落后，中国庞大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始终无法转化成有力的军事力量。
如果简单的说，全宋朝三百一十九年，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连宋朝初立，宋太祖、宋太宗对辽的接连用兵也都以惨败而告终。待南宋渡江以后，经济、人文更加发展，官僚效率更低下，更没有可能有效的整合国内资源，以抗北方、西北方的游牧民族。
但如果有人能以超越七百年之历史纵深的眼光，对庞大的社会基层加以改造，摆脱农业社会之羁绊，以有效的商业组织驾驮庞大的资源，结果又会如何？
我们的故事即从商业勃兴的十三世纪初开始。
(注：黄仁宇写的几本历史书在如我之类的中国人看来角度极为新颖，将他与二十四史与钱穆的《国史大纲》相对照后，可以揭示许多看起来逻辑混乱而矛盾的历史问题。写作本文的动机一方面就是出自这里，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举荐给大家。
本文许多历史结论绝大多数源自黄仁宇的历史书，小部分来自钱穆的《国史大纲》，以及其他一些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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