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少时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秀才，年仅16岁。而后，孙承宗曾先后在大理寺右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等朝廷官员的家中，做家庭教师，并逐渐接触官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孙承宗到北京，入国子监读书；次年中举人。后来，因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孙承宗随行。大同是当时明朝的边城重镇，承宗边境教书时，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宦海沉浮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入翰林十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入詹事府做事，辅导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学习，即后来的明泰昌皇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泰昌帝继位仅一个月，就不明不白的驾崩了。因此，泰昌帝年仅16岁的儿子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位。孙承宗继而就做了天启帝的老师。这样，年近花甲的孙承宗，依借帝师的地位，逐渐地进入了明朝后期政治权力的中心。
明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后因明朝丢失广宁，辽东经略王在晋去职，天启帝以孙承宗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
高阳集(10张)
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
登莱巡抚袁可立与孙承宗同为天启二年殿试同考官，共同主辽期间满人蜷伏。孙承宗将辽海防务委之于袁可立，十分倚重。他说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收复失地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登莱巡抚袁可立像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孙承宗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答曰：“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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