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从科隆赶往波恩的路上，威廉不断想起那个叫贝尔的年轻修士，想起利窦玛之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巨擎——汤若望。
已经许久没有看到过汉字了，昨天夜里，或者是今天的凌晨当威廉看到那三个方块字的时候，是如此的亲切。一种久违的思乡之情再此涌上他的心头……
对于汤若望，威廉还仅仅停留在肤浅地知道有这么个人的程度，知道他在明朝末年来到中国，在朝廷的钦天监工作。明亡后又随着众大臣们转而仕清。
在历史上，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后，为清帝司天，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进秩正一品。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就是和中国本土文化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而非坚决的排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传奇。
回到学校后，威廉开始查找有关汤若望的资料，好在汤若望出身科隆，在梵蒂冈教廷也是挂得上号的杰出修士，所以资料还算好找。
阅读汤若望的生平历史，威廉了解到的不仅是一个伟大修士的成长历程，他还从内心深处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
一个出身豪门的年轻人，为了追寻心中的终极价值而放弃爱情，不辞艰险，奔波到万里之外的陌生世界去传播福音，这大概就是信仰的力量。
沉浸在发现的喜悦和心灵的收获中的威廉也获得了某种境界上的提升。
……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七月初，两年一度的波恩大学辩论大赛就要开始了。
波恩大学的辩论大赛最初是由法律系的学生们自发组织，用于提高辩论口才和思维的缜密度。后来慢慢演变成为由全校各班级学生参加，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正式比赛。
威廉所在的班级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学生对辩论大赛毫无兴趣，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其他系的参赛队都是跑跑龙套、当当绿叶而已，最终的决赛从来都是在法律系的各参赛队之间进行。
不过威廉是不能逃避的，这关系到一个面子问题，而且从他本心来说，他是渴望参赛的，因为他前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最佳辩手”。——这份荣誉曾每每让他感到自豪。
波恩大学辩论赛规定每只参赛队只有两位选手组成，这一点和后世常见的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四人队有很大不同。由于只有两个人，在自由辩论时对选手的口才和思维要求更高，弄不好就会冷场冷得很难看。
威廉占了一个名额，剩下的一个名额毫无悬念的归了席克勒尔，一来他在班级内以反应速度快著称；这二来就颇有点陪太子读书或者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了，因为其他同学都不愿意，所以只能是他了。
既然参赛了，那就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这样纵然输了比赛也不会后悔。
要说威廉的运气也确实很好，开始的三场比赛，都是一些比他们还“业余”的队伍，威廉和席克勒尔组成的“年龄最小参赛队”当仁不让拿下比赛。
第四场是半决赛，对阵的是一只法律系的参赛队，辩题是“知足常乐”，准备的时间依然是三天——非常短暂。
威廉依靠前世曾接受过的简单训练以及自己的心得，早在赛前就准备好一套简洁有效的应对策略。他几乎发动了全班同学一起来帮助他破题和立论，席克勒尔则专门负责寻找对方立论中可能存在的弱点，拟定攻击方案。
至于立论和总结性陈述的文章自然还要威廉亲自执笔，好歹他在前世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笔杆子还是有一些水准的。
此外威廉还绞尽脑汁相出了不少幽默性的语言，比如套用名人名言揶揄对方等等。这是他根据观摩多次央视主办的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总结出的经验，十分有效。
“知足常乐”这个辩题虽然很不符合西方人的哲学观念，但在当时却很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
话说1873年的时候，德国学术界弥漫着一股叔本华热，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叔本华在有生之年完全被压制在黑格尔、谢林等人的光环之下（呵呵，德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哲学家了），直到1860年去世后他的哲学思想才逐渐被发掘出来。
叔本华对世界和人生持极端的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论调，他的观点若升华为一句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人活着不如死了好”，如果理解得健康一点，那就是知足常乐了。
相比较中国道家和佛教的哲学观点，叔本华的学术进路无疑是极端的“杯具”。不过既然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人家自然不是无理取闹，整个学术体系十分完整，能够自圆其说。
这场比赛，作为反方，威廉他们有一定优势。首先，立论的范围比较宽泛，无论是“知足不能常乐”或者“不知足能常乐”等等论点，只要有一个能站住脚对方就输了；其次，就德国普遍孤傲而冷僻，“知足常乐”的说法毫无群众基础，因此观众的好恶一想便知。
辩论开场后，对方有备而来，直接把叔本华的哲学体系般出来，目标直指人性的终极焦虑。说实话，任何一个终极的问题都不是人能解决的，终极焦虑也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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