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一带安清道友的出笼大约在同治前后，光绪初年以前，安清道友多活动在长江以北。1861年礼部给事中卞宝弟奏称“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藉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何。”
里下游一带势力迅速壮大和“李世忠营弁庇护”有重要的关系。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久，疏通会通河道，以利济贩私盐，自捆自卖，又设卡抽厘，“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大。”1864年“苗患”清除后，李世忠于1881年被裕禄借故除掉。但此时的两淮地区已是由游勇、丁役、盐枭组成的的地盘。“淮北一带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运私盐为业”，［18］而各关卡形同虚设，以致枭风日炽，劫抢之案，层见叠出。盐枭与合而为一，“均住江宁之江都、甘泉县境，初仅贩私，继而抢劫讹诈等事”，成为反社会的秘密结社，虽然并非所有私盐贩都是，但官方文书中所称的枭匪往往是指。
巢湖帮是在嘉道时就是比较大的盐枭集团，“在长江下游的私盐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道光时期，巢湖帮是皖北人为主的盐枭“青皮”，其组织严密，“资本多至数十万，大伙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群，炮们、枪矛、刀戟、鞭锤之器毕具，所过关隘，辄鸣钲施枪，衔尾飞度，…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拢害地方。”
“青皮等或隐匿在船，假充水手；或散游在岸，托名短……”早期的巢湖帮和江浙水手行帮就有勾结。漕运改海运后，也大致是在太平军攻占镇江后，该处失业的舵工、水手大多投奔该帮，不久推选合肥人刘正裕、刘国魁为头目，占据了安徽巢湖和太湖的要道口，即现在南京高淳县的东坝。“他们长期寄居苏南，漕运失业的舵工、水手等推他们当盐枭头目，俗称‘巢湖帮’”。
太平天国以后的巢湖帮已非早期普通盐枭集团，而是融合了失业的江浙水手、青皮盐枭、淮军散勇和部分流民的成分复杂的组织。作为组织的巢湖帮在江浙一带凭借近代长江下游地区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发展迅速“巢湖帮之名由来已久，散处苏、松、常、暨浙之嘉、湖二属，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也抢劫勒赎。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多，滋蔓日甚。……此辈本无恒业，饥寒所近，不旋踵而仍为匪，其势必然”。
三
江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融为一体的形成以后，在光绪年间发展十分迅速，大致可分成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
江北包括苏北、皖北和皖东地区。安庆道友主要在两淮盐场和运河码头一带活动。皖北、皖东的主要活动于江苏、安徽的交界处，如泗县、盱眙、来安、六合等地及“长江北岸和州所属无为、含山等州县”。“查明盱眙、来安两县交界之古城镇地方并与江苏六合县接壤，该处地僻人稀，向多伏莽，此拿彼窜，最易藏奸。安清匪会中人视为逋逃之薮，时出行动，聚党日众，挟嫌逞凶，…架杀营兵、乡约，戕害线勇作恶多端。……至于沿江……，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名，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匪恶迹，纷立会堂，散发飘布，派费入夥。在市则强取货物，持刀逞凶；在乡则淫劫勒赎，无恶不为。”
江苏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扬州和仪征一带，以“江淮要道商贸中心的仙女庙（今江都）为基地，嗣后向长江下游发展，以苏沪为中心，势力蔓延到京、瓜、清、淮”。
江南主要是原来的两浙行盐区及沿江重要码头，包括苏南、浙江等地区，这里主要是太湖地区的“枭匪”，以巢湖帮实力较大。巢湖帮由原来盐枭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分除了原来的盐枭及罗教水手行帮外，还有以游勇为主的“光蛋”在内。蒋清端在《拓湖宦游录》认为：“光蛋本系游勇，大半籍隶巢湖，先因招募而来，后虽遣不去，只惟私聚赌以生涯，而党类千万，充斥海滨，械利船多，悉皆亡命。”
太湖地区的活动情况，陶成章曾作过调查：“此外另有一派，贩私在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之间，即所谓盐枭也。其一切组织及口号、暗号，咸与洪门异，号称潘门，亦曰潘家，又别称庆帮。内分三派，一曰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一曰客帮，系操之过急北江北人，又别号巢湖帮，以别于温台帮。凡江南、皖南、浙西诸府之流氓、光蛋咸属此派。”陶成章的调查应该大体反应了太湖一带实际情况。
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长江下游势力迅速膨胀，不仅“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而且遍及全国各地。有学者认为，道咸间由江浙失业水手转向苏北而建立的安清道友，“在清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南路，它由苏北、皖东进入苏南、浙江；在北路，它由沛、丰诸地发展到山东、河南”。它大致反应了长江下游向各地的发展路线，但是江南一带的绝不是从苏北发展过来的，它是运河漕运解散后，由浙江、江苏漕运水手和早先和他们勾结的盐枭集团，加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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