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长江下游形成后，既继承了原来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的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又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呈现新的特点。
1、活动方式的变化。的主要活动虽然仍以贩私盐为主要营生，但活动方式已和普通盐枭集团不同。首先，由于势力庞大，在贩私中可以公然抗拒官府的缉私。这虽然在早期盐枭集团中也常出现，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远非普通盐枭可比。如江苏江都的头目朱盛椿（绰号朱大麻子）、朱羊林（绰号朱大花脸）“均为积年巨枭会首，无恶不作”，贩卖私盐多年。光绪三十四年率党百余人，执持枪械，拒敌官兵，他“肆行抢劫，掳人勒赎，坐地分赃，不记其数，积资广置田宅不讳”
其次，在贩私中，更加注重与地方势力的勾结。时人指出，长江下游的“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痒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29］如扬州头目徐宝山就是一个典型。徐宝山在贩私盐中和扬州的盐商关系密切，“徐宝山原系盐枭，江湖中人称之为‘徐老虎’，在长江下游一带的帮会中颇有势力，与方氏兄弟（扬州巨绅）素有交情。”
2、组织体系的变化。在组织体系上，长江下游和罗教水手行帮不同，通过吸收盐枭及其他帮会而形成了开放性的组织体系。罗教水手行帮按虚拟血亲关系建立，即以字排辈、师徒相承。自乾隆中叶拆庵毁堂后，罗教水手行帮活动中心仅限于漕船，其组织体系同漕船为主体的成员生存环境相适应。罗教水手行帮脱离漕运后，这种相对封闭的组织体系很难在旱地生存，因而长江下游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开始吸收盐枭和帮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非帮非教、亦帮亦教的组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了哥老会的组织方式。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最有活力、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结社”，它是以“啯噜为胚胎，广泛吸收青莲教、边钱会等教门与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断加以融合而趋于一体化”形成的。
军兴以后，哥老会势力从两湖地区开始大量渗入长江下游地区，参与私盐的贩运并与接触。到光绪元年，“安清道友、哥老会匪党甚滋，散布各省地方，狼狈为奸。”在与哥老会的接触中，吸取了哥老会组织体系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特别是模仿红帮的开立山堂、散发飘布的组织方式。山堂香水，是哥老会相互区别而取的名目，“哥老会团必设一某某山名，犹寺院之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犹水浒传梁山上之忠义堂。又有水名，有香名。盖半为佛教，又其半则出于宗教仪式以外。”长江下游在红帮的接触中，将其山堂香水的组织体系吸收过，如安徽“沿江枭会匪棍，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民，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恶迹，纷立会党，散放飘布，派费入伙。”
徐宝山开立春宝堂，进山堂的人每人持有票布，上有“山堂香水”的名称，以资联络。除此之外，旱地帮会其他的组织联络方式，如隐语、手势、茶碗阵等，也被加以利用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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