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年间，清政府改革漕运制度，即改东南河运为海运。咸丰三年（1853年）南漕全部改为海运。停漕后，清政府对漕运水手也进行过安置：一是给资遣散。二是由清政府招募为水勇。漕运总督杨以增在扬州一带“挑选精壮水手一千五百名，又招募壮勇一千五百名，派令前任淮安府知府福楙管带”。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漕运水手而言，生活无着落，沦为盗匪。“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苏河连年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原来的江浙漕船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开始向旱码头发展，史载“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最终在长江下游地区完成由罗教水手行帮向的过渡。
之所以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因素很多，包括两淮盐场对失业水手的吸引，太平天国所引发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但这些都是形成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讲，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会门与教门系统相互融合及长江下游盐枭势力的发展必然结果。
中国的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在地区分布上，“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会党主要活动在中国的南方……。因此有‘北教南会之说’。”这和南北之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所引起的文化差异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学者王培棠在《江苏省乡土志》中曾就江苏南北文化进行评述，指出“以民情而言，江南柔而淮北刚，淮南江北界于刚柔之间”
“言宗教迷信，则江南以民智较开观念比较淡薄，淮北则迟钝保守，故宗教迷信观念，尚极浓厚，淮南江北则成一种中和态度，较江南为过，较淮北已不及矣。”近代以前的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地处江浙一带，但仍可以理解为属北方的教门系统。一方面，水手行帮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行帮中，水手大多数都是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等一带的农民，江浙南方一带的人很少；
另一方面，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名为江浙一带的船帮，但是并不固定在江浙一带，他们通常要伴随漕船四处飘泊，居无定所。漕运解体后，南方的水手行帮解散后，一部分水手回到北方原籍，流而为匪。而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则凭借其原有的组织系统在江浙一带适应生存下来，并迅速向会门系统演化。促成这种演化的媒介就是长江下游日益膨胀的盐枭。首先，罗教水手行帮作为一种教门系统，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在江浙一带社会基础很薄弱，而长江下游盐枭集团虽然在近代以后江浙一带人也很多，但就主体而言仍然是以北方一带的无业游民为主，这为罗教水手行帮融入并改造盐枭集团，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罗教水手行帮本身主要依靠的盐私维系其生存，水手更习惯水上生活，漕运解体后，江浙一带复杂水面环境更适应其生存，而盐枭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带的水上霸主，这是罗教水手行帮以盐枭为载体的重要前提。和普通的水手行帮不同是，罗教水手行帮在以盐枭集团为载体时，嫁接了自身的组织系统，并完成了自身的改造，形成了亦教亦会的秘密结社。
近代的形成是在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相互融合中完成的。漕船中水手行帮包括罗教水手行帮出于贩私的需要，和盐枭的勾结由来已久。从顺治年间起，回空粮船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贩卖私盐的活动。“回空粮船约六、七千支，皆出年瓜、仪二闸。一帮夹私盐奚止数十万斤，会有计亡，实浸淮商数十万引盐之地为害甚大。”适应漕私规模的扩大，康熙、雍正时水手行帮开始与积枭“风客”勾结：“贩卖私盐之弊在粮船为尤甚，有一种积枭，名为风客，惯与粮船串通，搭有货物运至淮扬，托其本地奸徒，令其卖货买盐，予屯水次。待回空之时一路装载。并所售之价则风客与丁舵水手三七朋分。粮船贪风客之余利，风客恃粮船为护符。”“漕船回空带私为历来之痼弊，并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坐占淮扬数十万纲额，勾引枭匪，肆行无忌。”
适应粮船水手和风客贩私的需要，嘉庆、道光年间名为“青皮”的盐枭集团出现。“有一种土着匪盘踞码头，专为浪船通线散销，从中取利，名为青皮。其着名码头如当涂之四合山、桐城之从阳镇、五倡拐望之华阳镇、无为之土桥最为扼要。”
水手行帮与盐枭结合在漕运解体前，只能说是相互利用，这是因为漕运水手生活虽然艰辛，但漕运毕竟是“天庾正供”，水手收入相对较为稳定，贩盐不是漕运水手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至少“在道咸之交，这种结合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融合在一起，因此，清吏对他们还是连类并称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
漕运改革后，长江下游失业的漕运水手更多的是以贩私盐维系生存，此时，罗教水手行帮开始与长江下游的盐枭集团融合起来。其主要标志是江北里下河一带的安清道友和江南太湖一带的巢湖帮形成。
安清帮也即安庆帮，“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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