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叹口气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放心这个韦宝，总觉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好掌控。”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身为上位者，要有气度，若是如此心胸狭窄，如何掌控天下？”客巴巴道。
魏忠贤看着客巴巴微微一笑“谨遵奉圣夫人教诲了，月娘，你现在越来越有母仪天下的风度了。”
客巴巴的乳名叫客印月，知道的人很少，只有魏忠贤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叫她月娘。那是客巴巴刚刚入宫的时候的称呼，现在与客巴巴同一批入宫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宫中的争斗也是很残酷的。
想要最终留下来，想要做到人上人，就得送很多人去死。
客巴巴白了魏忠贤一眼，“好了，去办你的事吧，想掌控大局，就要有容人之量，尤其是有本事的人，都有点不教人放心的。”
“是。”魏忠贤笑着去了。
魏忠贤首先要让内阁上票拟，内阁首辅顾秉谦是他的人，这很容易。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
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
以往，按大明祖制，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大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
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北京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大明朝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
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
张居正做到这点，理由是首先，当时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者，万历帝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内阁首相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批红”，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其实张居正的新政推行的并不是十分顺利，改革必定面临利益冲突的争斗，而张本人、冯保、万历（实际上是万历生母）三个权力体系代表者协作，尤其是万历年幼，冯保、张居正素有交情，二人不对峙，使得张居正掌阁初期拥有绝对的权力，可是万历成人之后，情况则有了变化。
自明朝初期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
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
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也不过是一时之间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
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
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
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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