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救已莫名其妙，其“失踪”同样不可思议。
贾平凹不肯到这里就作罢，为了让读者相信金狗不回报社、甘心在州河里撑船、回到他的起点的选择是对的，又特意编派一个理由，加条“光明的尾巴”，展望开“未来”，说：是那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激醒了我，知道了在中国，官僚主义不是仅仅靠几个运动几篇文章所能根绝的了。
而只能在全体人民富起来的基础上来发展文化教育，富起来的过程也便是提高文明水平的过程。到那时，全体人民水平提高了，官僚主义的基础才能崩溃。我这么思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只能保持目前的基本政治格局，一步步发展生产，同时一步步改革政治格局，逐步把生产、文明搞上去，这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正路。如今咱们合股，要干就先取消那些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实实在在在州河上施展能耐，干出个样儿来，使全州河的人都真正富起来，也文明起来。
一年以后，金狗果就有了水陆运输公司，先富起来，有钱去买机动船了。全书以他妻子梦见“国家允许民主推荐各级领导”，金狗当了县长告结，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回头来，我们不妨先推敲推敲金狗那段“豪言壮语”。我觉得他说话很像个“政治家”，适合写材料，干“理论性”政治工作。其论抽象，高屋建瓴，有步骤、有方向、有目标、有气势，只底子里满是几千年来乡民们彻头彻尾滞后、僵化的思维理念。
自古富人多的是，心灵慈祥的富人也不少，带领乡民“脱贫致富”，没有千儿八百年历史，几百年历史总有的吧？哪一朝代会少了这些人？谁在当政不说自己的政府要救苦救难？
问题就出来了：“真正富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一定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了文化教育以后，会不会就肯定能“提高文明水平”、“改革政治格局”？“文化教育”与“真正富起来”，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谁是谁的“基础”？有没有这样必然的“基础”？
进而，在中国“只有发展生产”，才是走了“正路”，而别的都是“不着边际的想人非非”？
如果金狗从事的是其他行业，我还不会批评贾平凹这些貌似深刻的论调，金狗干的恰恰是新闻媒体，做记者的，履行的是“监督”职能，代表了“第四种权力”，即“民意的眼睛”。
一篇表达“民意”的文章，就能搞倒一批真官僚，让整个东阳县重组，全省震惊，一时尽改“官僚习气”，踏实为百姓办了几件事，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政治格局”。回州河撑船，除可以“展望未来”外，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过于概念化的人物，其性格深度，反不如一个次要人物——作品里的英英。
到《废都》中，唐宛儿遭绑架回潼关后，受着非人的待遇，西京的几个男人跑的跑、溜的溜，哭哭啼啼，全当了缩头龟，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枉为了都还是个人物！
《高老庄》又等而下之：回乡作客的子路和西夏，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关注的只是它的文化，那文化能给自己多少研究资料，而不是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因此“不足以在乡村的冲突中充当主角，他们的眼界的局限，又限制了经由他们的感知对于乡村里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神的深入开掘”。
作为“大师”的贾平凹，写作长篇小说时的贾平凹，其驾驭结构、操控人物、编织故事的能力，不是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不要日日写得很生猛，跟印钞机比速度吗？
神神道道
贾平凹是个语言奇才，出于他笔下的文字都很耐读有味，精致简练，活活生趣。
因了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出色的大散文家。
他的许多小说，刨开其中的人物、情节、思想，单看他对民俗风物的描写，那真是大师级水平。三毛只看了平凹的《天狗》、《浮躁》，就敢说他是个“大师”，从某种程度说不是毫无道理。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我最爱看的也是贾平凹的语言，看其他作家的书，感觉也有很好的，却认为还没有哪一个能在文字上超过他的。
这是他长期磨练、浸淫于古文以及天赋使然。
《废都》承继明清小说传统，开闲笔之先。以怪异起文。把天南地北的街头流行语、笑话（段子），都说成是西安的，纳入了小说。同时代人，如我，到处能听见有人在说，可能已厌于这些，但对这时代环境不熟的人——外人、几十年以后的小辈们来说，却可能是新鲜的，有趣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口头“民间文学”，与内容应是一体融和的。
贾平凹在这里做得最好的是《饺子馆》，开头就说段子，由段子引出故事主人公：
在西安，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说上海人如何地小气，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一路都在嘴里啃呀，啃呀，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西安人戏谑上海人，上海人不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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