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
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
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裴植出为刺史，“自州送禄奉母，及赡兄弟”[31]。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
，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赵郡李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羁系，无由自拔”[32]；弘农杨氏“举族百口无以自适”[33]。
四、官学与私学：北朝世家大族的家学门风
儒学继世，经术传家，通常被视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一般特征；前辈史家于南北学风之异同亦多精辟之论[34]，在此，仅就北魏官学与私学的消长及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略作
阐述。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在洛下公卿以虚咏竞扇的同时，河北大族则笃守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学风古朴而保守。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玄学在北
方几乎完全消失。
北朝儒学上承汉代经学，重视章句训诂，已为史家所习论,即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5]。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得到了复兴。东
魏年间，李兴业使梁，主客问答称北方郊、丘规制用郑玄义，参以纬书《孝经援神契》，为朱异所非[36]；《颜氏家训·勉学篇》谓北朝“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述
而已”。如果重视章句训诂乃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之学盛于北方，无论“俗儒”，则与北方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得以贵显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37]；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学”[38]；崔浩“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
言，无不该览”[39]；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公羊春秋》”[40]。拓跋鲜卑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初，与汉文化隔膜甚深，相对于深奥的儒学典籍和礼仪，谶纬占
候更为浅近和实用，因而也最容易为鲜卑统治者所接受。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常常见到行军征战中用汉人占候风角、卜测吉凶或名士广引图谶取昧魏主的事例，这是北魏前期拓跋
鲜卑与汉文化的一种较低层次上的结合。对于北方大族而言，明习谶纬占候之学，是博取仕途功名的重要手段，尽管他们内心对此道并非笃信不渝。直到北魏后期整个社会的汉化
程度已大为提高的情况下，纯粹以儒学至显的名士仍极为罕见，孙惠蔚六世“以儒学相传”，通《诗》、《书》及《孝经》、《论语》，明《易》、《礼》及《春秋》三传，自太
和初入仕，二十余年，“久滞小官”；至孝明帝时方为光禄大夫、济州刺史。《魏书》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唯有“孙惠蔚最为显达”。[41]孟信“颇传学业”，常言：“
吾家世传儒学，而未有通官，当由儒生非世务也。”[42]
与章句谶纬治学风行的同时，汉代经学中师徒延受，弟子相承的传统在高门大姓中却一度绝迹。北魏初年，赵郡李孝伯、渤海高允未达之时，都曾居乡教授；及至通显，此业遂废
。在此之后，河北高门中延徒受业者罕见其人。自太武帝之后，私学在北方一度受到严格禁止。太平真君五年(444)诏，“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43]。这一
诏令的颁布，是当时佛道之争的间接反应，并与当轴的“天下第一盛门”崔浩有着直接的联系。北魏一朝，国学虽屡有兴废，却始终无讲授之实。北魏前期，中书省和中书学是名
门大族的翔集之地，中书博士是汉族士人所历最多的一个官职。《征士颂》中详尽描述了被征诸士在中书省中上预朝会、下谈公务等种种活动，却丝毫不及讲诵传授这一中书博士
的主要执掌。《魏书·李郁传》称：“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中书博士一职逐渐成为世家大族的迁转之资。在太和改制后，国学
不立的状况仍没有很大改观，《魏书·宣武帝纪》载建昌元年夏四月诏云：“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
矜。”[44]
私学之禁与国学不立，与鲜卑民族的文化水平固然有一定的联系，而身居高位的名家大姓，也负有相当的责任。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之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
家族，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45]。十六国至北魏前期，河北大族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固，政治权势也不够稳定，时隐时
显，或兴或衰。比较而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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