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太宗接受西夏人的臣服，而没有彻底解决西夏的问题，虽然与辽人的崛起和西夏人有一定的实力有关，但战略的决策和决心仍是关键，当时我们有实力彻底解决西夏问题，但我们的重心转移到内部的皇权建设上，当时没有看到一旦马匹的采购通道被西夏截断所引起的后果。这马的问题就象是我们男人的gāo_wán，被人捏着。直到西夏王李继迁率诸部落攻陷灵州，后又攻取西北重镇凉州，截断宋朝与西域的商道，截断西域向宋朝的入贡，同时禁止西域诸部向宋朝卖马，这个时候已经晚了，虽然后来打了很多仗，但胜少败多，我宋已无力改变现状。”
“第二个是幽燕十六州一直让大辽占着，这幽燕十六州的丧失使我大宋在北方的防务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万里长城从此名存实亡。因为过了幽燕十六州，便是八百里平川，对于定都于卞京（今开封）的大宋来说已经无险可守，北方的蛮族骑兵可从容的发挥骑兵机动性和冲击性的优势威胁中原腹地的安全，可以说，控制幽云，实际上就等于锁住汴京的咽喉。”
“虽说我马少，但我有利器，有那么多军队，做不到进攻，按理说防守应该没有问题。当时我们与大金联合攻辽时，我二十万大军攻幽燕失败，只得用钱买回了幽燕十六州。有了这幽燕十六州这战略要地，防守应该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事实上，在金国进攻时并没有守多久，即被破，也没见打过什么大仗。金军一路势如破竹，直达汴京，但金军由于我种师道率十万西军顺利赶到开封，却没能攻下京城退走。但事后还不做军事准备，事隔不久，金兵再次进攻汴京，这次金兵有了上次西军勤王的经验，事先占了潼关，将我最强大的关西军隔在关西，金军不废吹灰之力又攻下了京城，为什么？这是军事布置和政治的决策的失误造成的。”
“太祖自己陈桥兵变上位，唐因地方军事势力割据而灭，因此太祖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再发生，杯酒释兵权，用文人管理军事，这个政策虽然能够抑制军阀割据势力的产生，但矫枉过正，未经皇上许可不可调动一兵一卒，往往失去许多军事机会。用文人监军，没有什么错误，错的是让非专业的文人指挥打仗。如果是一个能听取意见的文人还好，如果是一个固执好大好大喜功的人指挥就悲剧了。更何况，文人大多是投降派，看重的是个人的小小权益，许多人认为汴京也就是被这帮人丢掉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文人虽能影响决策，但关键的是和或战有策略是由中央的所决定的，也就是官家的意志。”
“自唐未以来，一改过去的府兵和先秦的征兵制而采用了募兵制，因此，国家有了职业的常备军，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这个募兵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在的岳家兵、韩家兵能打，有战斗力，这是因为，这两支军队成军的时间都不长，也就十多年的时间。职业兵的老化问题没有表现出来。一旦象我大宋的其它军队，老弱病残，占了军队大半，这军队还有什么战斗力？人一旦过了三十体力会严重下降，也会因家庭等各方面的原因而胆小怕死。这样的军队我称他为冗兵。朝庭也曾看到了这个问题，当年王安石变法就想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王没有拿出好的办法。事实上朝庭有许多闲置土地，拿出一些土地和退伍金可以安置他们就业，但是朝庭宁愿拨出更多的军费也不愿花钱安置他们。”
“因为这个募兵制，加上政治上以经济为主，老百姓生活富裕，在紧急情况下征兵就变得非常困难，国家也没有这个准备，没有组织和指挥体系，所以没有府兵制和征兵制的军事动员效率。
“现在官家是与士族共治天下，而不是与民共治天下，要改革或变法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有首诗写得好，我看虽然偏激却是能说明问题。”
“什么诗？”钱穆问。
“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钱穆听了沉言不语。过了一会钱穆问：
“现在上下对前期的和议，议论纷纷，靖康之事认为是国人的奇耻大辱，要打回江北去，你是怎么看的。”
“我们与金、西夏，和是一种当时的权益之计，收复国土，保障属民的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责任，安全只能从军事的强盛才能得到，谈判上也是需要依据军事力量的保证才能得到利益。军事的强盛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没有安全要人民安居乐业那是空话。但古人说得好，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对外用兵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利益进行评估。之如现在，金国攻战汴京摧毁了我大宋的政治基础和行政体系，政令不畅各路军队各自为战，极需理顺整个行政指挥体系，特别是现统治区盗匪横行，占地为王的多如牛毛，所以与金和谈，清明政治，清剿盗匪，进行经济建设和军备是必要的，否则，即使战也是一个败局，所以我说，官家在这个时候忍气吞声受点屈辱，还是有相当的政治智慧，做的很对。但如果把这当成偏安一方的长期策略那就有问题了。经过这次整顿，今后我大宋将会建立足够抵抗金国进攻的力量，而金国战领了广大的地区也需要巩固、他们的内部也有相关多的矛盾，加上大金总体的经济、政治、技术力量落后于我，所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大金，怎么说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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