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从简随意地坐在偏堂中，注视着来人。这里比起正堂，地方狭小不少，但更适合少数人之间的密谈。路过的缪氏和令狐倍成被他高声拦截，折往偏堂中来。
“王上，是否将餐食按几搬来偏堂享用？都是臣精心准备的内地食物，就怕王上吃不惯代地的浆酪荤腥。”缪氏说罢，还特地瞥视同来的无职散官一眼，刻意鄙视着这些不通王廷礼仪的边人。
“如你所言”，赵从简一边应答，一边示意令狐倍成坐在离自己最近的座席上，并将自己的席子向其处靠近——这种跪坐姿势适应起来倒也不难，就是小腿部分特别酸楚，昨夜的感觉还不甚严重，今天看来，夜里得让女仆换小腿猛揉才够劲。
令狐倍成也不大客气，心中只想着能尽快结束会议，好准备物品，携带家眷投奔秦国去。赵从简并不知道这些，并没有纠缠对其忠诚的考验是否过关，在经过与贵族阶层的交手后，他意识到：
忠诚无非是弱者对强者的驯服程度，而实力是衡量强弱的唯一标准，没有任何必要强求忌惮的对象奉上忠诚——这样做，无非是在承认其实力。因此，赵从简直截了当地抛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给令狐倍成：“依足下之见，应当如何分配大臣的官职呢？”
后者顷刻间诚惶诚恐：这明显是道送命题！世上有哪一个失势的臣子，有资格评价其他大臣的职务安排？何况这是一群比自己身份更高的权贵呢？不管怎么说，这都像是新一轮的试探；何况自己有意投靠强秦，此时不能说关系很微妙，就是无意义的纷争——权贵？哼，自己一辈子都没指望得上的那种事，何苦劳心费神，说些根本不可能准确的答案呢？
令狐倍成正襟危坐起来，敷衍道：“我听说圣人治国，依照百姓的教化程度，顺应他们的土俗，变更不良的习气，禁止蒙昧野蛮的做法，倡导尊重长者，爱护幼儿的美好行为，从道德上努力使青壮年的男丁安于生产，女性照顾家庭，这样才能使士大夫天然有向善廉洁之心，君子纷纷归附在国君的门下，整个国家虽然不能保证一定会富强，但安定绝对可以做到。
而如今，大王自内地迁移都城到边郡，就像流水重新回到高处的河道，使瀑布倒流，这事情令正常人无法想象。边地的民风愚顽蛮悍，为利益争夺常常大打出手，不见到官吏绝不停止；爱好名誉，任性使气，却也能为功勋为不畏生死，如此就是我们边郡官员所维持统治秩序安定的手段，尽一切可能团结能够团结的民众，即便有小的不轨，也往往视而不见，这些在内地遍地农夫的地方是不可能施行的。
前几十年间，我不断听闻有南下保卫国家的士卒寄来书信，他们的家人缺乏读书识字的能力，而书信自然也是士卒们请书吏代写的了。阅读其内容，无一不羡慕内地的繁华富饶，乞望能留在当地，并接走眷属享受美好的生活，但很少有能得偿所愿的；消息中也没有不抱怨内地百姓对他们歧视深重的倾诉：不准轻易捡拾柴火、路上无主的财物不能为强壮的人所占有、权贵的家丁都能随意呵斥一般的校尉，这些在边郡绝对不可想象！先王见内地侵凌比日严峻，所以才征调我辈子弟前往保卫都城，然而流血牺牲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却不见边郡士卒的地位有所提高。倘若不是内地的壮勇之士早已被征调大半，朝廷恐怕都想不到还有我们可以随意差遣吧。
现在代郡中的情况是这样的：每一条街巷中都有素幡白布挂在门外的人家，他们的父亲、丈夫或儿子，不是死在胡人的入侵中，就是去往太行山下后不见返回，后一种情况，不仅无法见到尸首，而且消息往往延迟数月才能得到，这怎么能不叫人心寒呢？官府给予的补偿，往往只有两匹马，或者三四头牛，遇到牲畜瘟疫大起的时候，得到的瘟马瘟牛很快便会病死，这样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而家人不知所踪。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为此绝户的人家在代地没有一半也有三成。据我所知，雁门、云中和九原郡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郡县官吏都为此懊恼不已，毕竟边地的情形糜烂掉，胡人的弯刀和弓箭便会袭来，没有任何手下留情的余地，吏民只是被迫团结在一起，显得和谐罢了。
因为青壮年缺乏，这里的少年自成长起便缺乏长者的训诫，更加爱好横行不法，好一点的那些人，还知道畏惧比自己更加强大的人，坏一些的行事简直无法无天，丝毫不知道规矩的存在，即使显而易见的丧命之举也不畏惜。被收拘惩戒之后，听到刑期满不在乎，而要被征集到出征的队伍中，反而在为合法持械行凶而兴奋，摩拳擦掌。战场上虽然勇猛，可缺乏被军法约束戒心，回到营中，竟夜不能安分，常常半夜溜出去偷鸡摸狗，与驻地附近的妇人行奸，花光劫掠来的财物，进而被内地的农夫们嘲讽作‘边地来的野人’，难道开辟边郡的先王当时也抱有这样说辞吗？自贵族到百姓，出征时都身穿类似胡人的衣服便于作战，回到郡中才换下裘袄，是边人真的缺乏基本的礼仪观念吗？这完全是内地的民众对边地艰苦的生活环境不甚了解的缘故，凡是富有一石粮、多出一只羊的人家，都要轻蔑不善经营、积累财富的邻居，骄慢地认为自己更有能力，有资格从上天的给予中得到更多。而遇到灾难而贫困时，没有不嚎啕大哭乞求里邑近邻施舍的，为什么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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