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有也还脆弱得可怜。好,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脆弱,那就加强它好了。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那是说不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工人。我们所争的,不是形式上的工人与不工人;而是精神上的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这种聪明难得的资本家要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抛弃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来作革命的军需,难道还会拒绝他吗?难道还要开一次资格审查会,说他没有资格吗?我们所争的便在这种精神的赞成与不赞成!如果精神是赞成了,即使是资本家也可以来参加革命。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精神上的解释也可以,即使改为“共产主义者专政”也未尝不可以。……亲爱的读者哟,我这样发挥了一长篇了,但我自己还是坐在沪锡专车的三等车中的。这样的思想在我那时的脑中盘旋着,怕不过几秒钟的光景?说着说着,便到了昆山,火车停止着了。有人说是在等南京开来的兵车。车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争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渐渐苍茫起来,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而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所等候着的兵车却始终没有开来,开来的只是一趟客车。这客车是怎么迟了到的,并怎么迟到这样久,车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姓杨的在苏州便下了车,我们又于昏昏茫茫中坐到无锡。时间已经是七点半钟了。
“无锡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第一次和郑伯奇同来,第二次和成仿吾,这一次却是和你。”
在无锡车站上下车后,拒绝了一些黄包车夫的执拗的拉客,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来。我一面走,一面发生着怀旧的感情,对c君叙说起来。
“第一次来是民国九年七月,那时是朱谦之写信来告诉我们,说无锡的风光有些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受了他的怂恿,从上海跑到惠泉山来,但他已经往南京去了。我们在惠泉山下一座节孝祠里面住了两个礼拜光景,蚊虫之多,居处的不适,惠山的童裸,更加之以天气的炎热,使我们实在是大失所望。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朱谦之才由南京转来,无论如何要约我们坐花船去游太湖,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什么性质,而且价钱也很贵。他这个提议,被我们反对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走到运河里面去凫过水。能凫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骅两人。我们凫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觉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边上学狗爬,只有朱谦之始终不肯下水。凫水起来之后,大家的下衣都打湿了,家骅他们是穿的学生装,他们主张就穿起湿裤回去。朱谦之严烈地反对。他说这是有伤风化,有伤风化!说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大家拿了裤子转来。我看他转来时候,在路上走得飘飘忽忽的。我问他怎么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扪着他的额部,他在发着高热,如像火烧着的一样。我问了他的病情,才知道他得的是疟疾。我劝他先回去睡了,再请家骅替他买些金鸡纳霜。
“那时我们住的节孝祠里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谦之们住的房间便在池塘边上,池塘的对岸便是节孝祠的大殿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见谦之在床上乱发谵语。他说——啊啊,你们啊!你们啊!你们在青天白日之下脱得光丝丝的呀!……人家都在骂你们了!……你们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啊啊,我是要保护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说着便一翻身跳起床来,赤着脚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声声只是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跄跄踉踉地从池塘边上向大殿跑去。我们紧紧追赶着他。
“大殿门外正坐着两桌人在那里打马将牌,打得正在异常起劲,朱谦之大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你们骂我的朋友!’他一直向那些人跑去,那些打马将的人看见势火太凶了,连牌也不顾,钱也不顾,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窜起来。
“祠堂的门限很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谦之一声吼着,把右手向上一伸,踉跄地便跌向门外。幸好我刚好赶上,他的头部还没有及地,我便拦腰抱着他。他还屡次反抗,要把自己的头去碰触地面。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赶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们抬着他回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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