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们为了传教学习中国的汉语，把中国的文化往西方介绍，把西方的文化往中国来介绍，起了一个交流的作用。
汤若望，德国人，明末清初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明朝和清朝的钦天监任职，顺治皇帝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因为他所制订的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对，遭诬陷而下狱致死。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了此案，为汤若望平了反。
元朝时，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都传到了西方，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为数不多，如马可．波罗。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一直到清初耶稣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规模也不大。他们这些人用劝说和教义来教诲人们，扩散影响力，在众多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利玛窦是明末清初来中国的第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这个人加入耶稣会后曾接受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和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尽量地中国化。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他用十五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
他精通汉语，一面教学，一面传教，利用他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已具备的汉文化修养结交权贵，像万历皇帝，宰相叶向高、徐光启，大臣李之藻、袁宏道，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人死后葬在了北京。
利玛窦他们当时耶稣教会为什么往中国来呢？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游记当中写中国如何如何的富裕，去了都能捡黄金。这个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这些人由于对财富的觊觎，对传教，对扩大教会势力的渴望到了中国，利玛窦是第一批人。
汤若望这个人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之家，他的性格比较活跃，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耳曼学院，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受耶稣会派遣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了澳门，明朝天启二年进入广东，同年到达北京，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协助徐光启编修历书，制造天文系，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这个人就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传教事业，都在中国活动。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蚀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
明朝末年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就是修订历法的一个机构。徐光启做过宰相，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因为看到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学习，采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国的历法效果很好，这样徐光启对西方传教士更加的信任。
在明末战事频繁，后来明军越来越处于劣势，所以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汤若望就帮助明朝用西方的办法督造战炮，他口述了有关制造大炮的相关技术。崇祯九年时候，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造了大炮二十多门，这个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满族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进入到清朝初年，清兵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内城的居民三天之内要搬出，汤若望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折子，他说：“为了保护教堂和天文仪器以及图书数据的安全，请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时他把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法的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天他的奏请得到了恩准。
随后汤若望数次奉诏入宫，他对皇帝和摄政王说明新历法的优点，并呈现了望远镜、浑天仪、地平晷这些天文仪器。当时满族人刚到北京，都没见过这些，觉得特别好玩好奇。而且汤若望用西洋的新法准确地预测了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蚀。
顺治七年的时候，清政府给传教士赐了一块地，汤若望在宣武门天主教堂旁重建一个新的教堂，并对原由利玛窦所建的天主教堂进行扩建，如此把宣武门这个教堂变成北京城内最大的一个教堂，后称南堂。这个南堂也是汤若望等神父的居住地，他们平常就住在这里。
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建国门有一个天文台，叫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大概有五十多个人，汤若望是其中主要的负责人，他担任钦天监的监正。
汤若望用历法，用天文仪器这些先进的东西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成为顺治皇帝的一个好朋友，和顺治皇帝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当时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是可亲可敬的长者，这个玛法可以随时进宫去见皇帝。
而且顺治皇帝也多次亲临汤若望的居住地与他畅谈，求教西方的历法，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之间，顺治皇帝就亲自登门造访了二十四次。汤若望很受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这使年轻的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顺治帝当时比较年轻，他求知的渴望很强，再加上朝中大权由摄政王来控制着，他的内心比较空虚，对西方比较好奇，所以经常到汤若望这里来。
汤若望之所以和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大臣亲近，他的目的当然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最终目的是传教。所以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他的影响，汤若望对他的影响。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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