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表七大恨宣布与明朝誓不两立，它像一座城市的地标，是晚明的标志性事件。对袁崇焕来讲，意味着这位固执自负的南方人，即便是身处远离辽东数千公里外的福建做地方官，却依然在处理钱粮与诉讼之余对辽东边事无限关注。
天启二年，袁崇焕刚被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恰好遇到广宁战役中明军大败，朝廷商议派人守卫山海关。袁崇焕得知此事之后，单骑前往山海关明察暗访，由于没给兵部首长请假，部队里竟然不知道这位主事去了哪里，家里人当然也不知道。过了段时间，袁主事回来向首长表示：“给我军马钱粮，我足以守卫此关。”
努尔哈赤去世时，身为宁远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不经朝廷授权，就自作主张派人前往吊唁，虽然究其实质，乃是想借吊唁之机刺探敌情，但是后金毕竟是大明多年来的强硬敌对者，没有朝廷命令而擅自与之互通往来，乃是大忌。
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实干家，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富于理想和激情，却往往为了理想而置游戏规则于不顾。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官员，他喜欢独行专断，机杼自出，凭借他的才华和一腔报国激情，他也的确干出了一番成效。
但他不明白一个事实，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而恰好他的主子崇祯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两个刚愎自用的人成为上下级，当外面在形势紧张之时，他们或许可能有合作蜜月，但互相猜忌一定会随着时日的流逝而潜滋暗长，而这种潜滋暗长的猜忌注定有一天会酿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悲剧。
崇祯元年，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袁崇焕从家乡来到了熟悉的北京城，崇祯立即在平台召见。然而此次的平台召问，再次暴露了袁崇焕的性格弱点，他不假思索的豪言壮语，成为日后遭受极刑的诱因之一。
崇祯礼貌地和袁崇焕寒暄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问袁崇焕：“后金强盛已有十年，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的方略，可以俱实奏来。”
袁崇焕回答：“所有方略已经另写奏本，臣受皇上的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若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收复。”
他肯定是第一个在崇祯面前为平定辽东定下日期的人，一听说只要五年时间就能化解辽东的大麻烦，被汹汹天下搞得焦头烂额的崇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旁陪同接见的内阁重臣们也莫不欢欣鼓舞。
然而也有人对袁崇焕的五年计划表示怀疑，此人就是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他趁着崇祯接见中途回后宫休息的间歇，悄悄问袁崇焕有何方案，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大出许誉卿的意料：“聊慰圣心而已。”
许誉卿闻言之后大惊，他提醒袁崇焕：“皇上英明至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当崇祯再次回到平台时，袁崇焕立即对五年计划提出了相当的条件，第一要户部保证钱粮，第二要兵部保证武器，第三要吏、兵二部保证给他用人上的主动权。对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崇祯一一应允，并赐给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而正是这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尚方宝剑，后来断送了袁崇焕的性命，也在某种意义上断送了大明的江山。
知识分子出身的袁崇焕尽管久在沙场，过着铁马甲衣的行伍生活，但仍然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夸夸其谈、好为大言的特性。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无可置疑，对所负责任也竭尽全力，但却无法掩盖一个铁定的事实，他们往往有志大才疏的嫌疑。
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忠心与赤诚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却不知道大厦将倾时已经是独木难支撑。更何况手捧尚方宝剑，在崇祯热切的期望里远赴辽东的袁崇焕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麻烦的烂摊子。
首先是钱粮，要想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但是守卫辽东的将士却长年领不到军饷，因此几乎横贯了晚明军史的主线就是缺饷的士兵不断哗变、逃亡。就在袁崇焕赶往辽东之时，辽东最高行政首长毕自肃和总兵朱梅等人被缺饷四个月的士兵抓住后打得血流满面，毕自肃获释后，愤而上吊自杀。
袁崇焕到任后，朝廷的确给辽东拨发了部分军饷，但与巨大的开支相比，仍属杯水车薪。袁崇焕不得已向崇祯上书，要求崇祯能把内帑用于辽事，否则兵变还会不断发生。而崇祯最恨大臣们提议动用他的私房钱，哪怕这私房钱是用来保卫他们朱家的江山和朱家的性命。
所以可以想象，袁崇焕的提议根本不可能被崇祯采纳，反而还会在崇祯心里投下第一道不满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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