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家，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一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叫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架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二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则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问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上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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