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上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过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漏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就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请我去吃饭，我无竟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所以，回国之后，要想写篇文章记录这次旅行，就十分困难。反法西斯同盟军会师的易北河，发表了有历史意义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后骑在酒桶上飞翔的那个地下室酒馆，哪一处不值得一写呢！
我只能先写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怀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和同行们。
我读过坎特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第三颗钉子》，给我印象极深。他写的那些“关系学”在我们中国随处可见。他现在是民主德国作协**，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访作协时见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个子，充满机智和幽默的目光，马上就认出了他。我说：“你就是钉那棵钉子的人吧？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远镜，把中国的事情全看到眼里了？不然怎么会写得这么像在中国发生的事？”他挤挤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国画作纪念时，他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他和《新德意志文学》主编沃瓦·沃伊斯基不约而同地问我：“这是不是‘画儿韩’伪造的一幅假画，你拿来骗我们？”
我们在笑声中发现，两国作家尽管中断来往二十多年，可谁也没忘记谁，大家都注视着对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协副**舒尔茨教授是个更富有学者气质的人，他高个子，男低音，说话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与形势》杂志的工作，并且和“人民与建设出版社”有工作联系。这个出版社为向民主德国的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探索》就是他们出的。前不久他们又出版了《天云山传奇》。在地铁火车上，在饭店大厅里，我都见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读它。也许这个书名不好记，我问一个姑娘，“你在读什么？”她说：“鲁彦周。”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很喜欢，这里写的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这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我说：“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说，因为这样水平的小说，中国有不少，而且还在不断地写出来。”她先把眼睛睁得很大，“噢”了一声，随后说：“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我把这事告诉了舒尔茨教授，他说：“这两本书确实很受欢迎，《探索》出来三个月，已经准备再版了，在民主德国这是少有的。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批作品，我尽快找人译出来出版！”此后每次见面他都提醒我这件事，到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千万把这事记住。
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关心也表现在许多普通工作人员身上。有一位电台的女编辑，在柏林要见我，我没抽出时间来，她跟踪追击，在莱比锡找到了我。我以为她是来采访的，见面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说她决心在电台安排一个固定时间，专门播送中国当代的广播剧或独幕剧，可她不知哪儿去找剧本。她带来一本1977年出的中国广播剧选，问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还是**前后的作品。
我说：“这是本过时的作品，有些错误观点早被我们否定了。”她焦急地问：我到什么地方能找来你们新的作品呢？我告诉了她应当找中国的广播电台和戏剧家协会，并且答应替她传递信息，她十分感谢。
民主德国的同行们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也关心中国作家，尤里·布雷赞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国作协的副**，又是民主德国少数民族——索尔维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处流传，而他自己则深居简出住在葆琛的乡下，一般有外国作家来访，他都拒绝接见。我们到柏林后，作协打电话给他，说中国作家代表团来了，问他有时间会面没有？他说：“当然有。”9月9日我们一早到了葆琛。访问完民族联合会去吃中饭时，他已在餐厅等我们了。他满头白发，身体却十分健壮。他从乡间这么远开车来招待我们，使我们很不安。他说：“这不算什么，我已经买了辆自行车，还打算骑着车上北京去访问你们呢！”我说：“中国有几个人正在骑车来欧洲旅行，他们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这个雄心，他们会吸收你作队员。”他说：“也许我骑车在半路上会碰见他们，正好向他们打听一下，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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