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因为离城里太远，身处偏僻的乡下，我们对战争没有概念，也没有见过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是从东边过来的，那里是一马平川。那里的人可着了魔了，烧杀抢掠，很多人都被杀死了。到了城里，更是变本加厉，把沿街的商店全部烧掉，据说杀了不少人。好在这些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而解放县城的时候，八路军是从西边过来的，路过我们村。那严明的纪律，对老百姓的爱护，跟二战区的部队是没法比的。他们连房子里也不进来，就住在那空着的破窑洞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导，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帮我们干活，到河里去挑水，打扫院落，甚至把他们带的干粮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吃，我们一点都不怕他们。
大人们非常惊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这么可爱的当兵的。因为过去的当兵的，经常打压老百姓，不是人格上欺辱，就是经济上压榨。大家对这些人从来没有好脸色。但这些穿着灰蓝色衣服的军人，完全跟我们过去所见到的军人不是一类人。大家把好吃的拿出来，纷纷招待这些年轻人。但人家根本不吃我们的东西，他们盼望着赶快打下县城，一旦县城被攻破，什么东西都有会的。
没过两天他们就开拔了。很快，城里便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夹杂着像鞭炮一样的机关枪声。没过几天，有那从城里来的人便告诉我们，城里解放了，连二战区的一个中将也被活捉了。但这些信息，好像跟我们都没大关系，因为大家只想着就是能吃饱穿暖，不生灾害病，有土窑洞可住。而我们小孩子，只盼望着过年时能吃到好东西，换件新衣服，至于社会有什么变化，哪家成功了，哪家失败了，都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我们家有六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哥比我大两岁，非常善良老实，跟我的关系很好，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先给我吃。由于人口少，负担小，虽然二战区的苛捐杂税也不少，老百姓负担很重，但日子还能过得去。因为家里土地多，只要勤快点儿，好好干活儿，吃喝是不愁的。家家户户粮囤里都存满了粮食。缺的只是食盐，因为虽然粮食多，但没钱花，买不起盐。有时候就不得不吃淡饭。我们家好像都有勤劳的基因，所有的人，根本不用指派，眼里都有活儿。祖父们都信奉着不种百亩，不打百斗的信念，觉得只要勤劳就能致富，不管有多大的付出和汗水。由于土地多，这种完全是笨干的想法，很容易就能变成现实。虽然非常辛苦，但因为秋后打的粮食也不少，没有人觉得这是辛苦的。
但这种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村好像变化还不大。因为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这样的事好像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村子小，人口少，土地多，各家的土地都种不完。显然也不会让别人给自己种地，所以也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贫下中农。只不过在定成分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实在没有办法，就把那个土地最多的人给定成了富农。大家在土地这个问题上基本是平等的，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所以土改好像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是一场社会变革，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人不可能不卷入其中，不可能不去参加。我们全村人，都被集中起来，到区政府所在地参加土地改革，分财产的运动。
跟我要好的有三个好朋友。王和平，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孩，尽管只比我大两岁，但我觉得他事事都比我强，我常常跟着他，听他指挥。刘虎平，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厉害，像老虎和豹子一样，经常爱打架，小孩们都怕他，完全就是孩子王。不过他对我还是挺好的，大概是好汉不打圪蹴蹴吧，对我这样老实善良的孩子，不仅不欺负，还常常能得到他的保护。李三成，跟我哥是最好的朋友，当然跟我也不错。我觉得他在我们几个人中，是最精明，最有头脑，最善于思考的一个人。他就像我们中的军师，很多事情只要他一出面，其结果，都比我们想像得要好得多。不管是到河里捉泥鳅，还是到山里捉蚂蚱，他都要比我们干得好得多，很多时候大家都听他的。尽管他不像刘虎平那样厉害，但更多的时候，孩子大王刘虎平，还得听他这个表面看起来很善良，很稳重诚实的李三成。要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四个人总能凑到一起共同行动。
那一天，我早早吃了饭，跟着大人们去到区政府看热闹。
区政府设在三合岔上，各村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人，全村出动，人们脸上现出惊异的，怀疑的，高兴和激动的复杂表情。我们几个小孩，更是什么也不懂，只是跟着人们去凑热闹。只见河边的空地上搭起了高高的台子。后面坐着大大小小的领导，下面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我们由于个头太小，站在后边看不见，就挤到台子前面，从侧面看。只见台子前面站着一排人，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纸牌子，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都弓着腰，弯弯地像一只只大虾。一脸困惑和恐怖，惊恐地看着一个个愤怒的人。人们高喊着口号，要他们把钱财交出来。
斗争会结束以后，大部分人都乖乖地把钱财交了出来，把多余的土地也交了出来。
然而，也有那顽固的人。只见有那么一个老太太，大概有六七十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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