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刘备已经顾不得什么天下大业了，自己的班底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在刘备托孤的时候，益州已经烽烟四起，各地叛乱不断。刘备死后，华歆、王朗都给诸葛亮写信，劝他不要再负隅顽抗，里面句句在理，《出师表》里说“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并不是虚言。
在益州内部，还流传出一段政治谣言：刘备两个儿子，刘封、刘禅，暗含封禅称帝之意。现在刘封因为见关羽死而不救，被处斩，封禅只剩下“禅”了。谯周等一批益州士人开始编故事，爹叫备，儿子叫禅，这不就是“准备好了禅让”（具而授）么？大汉江山完了。
北伐是蜀汉集团活下来唯一的可能，不管这北伐能够成功多少，但是每一次高举义旗，至少能让中原人士别忘了汉朝。蜀汉政权本来就离中原很远，如果再被遗忘，那就和少数民族差不多了。
诸葛亮万不得已，先恢复了孙刘联盟，而且以极惨重的代价。放弃荆州就不用说了，更关键的是，恢复孙刘联盟，孙权就必须宣布曹魏是伪政权，而对于他来说，强敌环饲，自己除了称帝也别无选择。结果孙权也不久之后称帝了。
孙权称帝，蜀汉在合法性上遇到了很大问题，因为蜀汉的政权合法性决定了，谁称帝就是篡逆，就该讨伐谁。后来孙刘联盟对孙权称帝这件事一直存在争论，蜀国一般睁一眼闭一眼，才有了张温、秦宓论天道那些事。因为在蜀中没有强调孙权的帝位，张温后来还被孙权罢官严惩。
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万不得已之举，只有政治意义，没有战略意义。这和过去10年只有战略意义，没有政治意义的“跨有荆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终于得到教训的蜀汉集团，这个时候努力亡羊补牢，但却为时已晚。
没有“跨有荆益”的根本之地做基础，“隆中对”的最后两步是不可能实现的。“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待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军出宛、洛，将军自带义军出秦川”。现在等不得天下有变了，只能仓促上马。而且宛、洛大军肯定是没有了，只能偏师出秦川。
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一直和魏延有争论，魏延希望从子午谷出奇兵打长安，诸葛亮却只敢走大路，缓缓而行出祁山。很多人谴责诸葛亮过于求稳。但当时的政治格局，北伐胜利的希望微乎其微，益州集团又貌恭心不服，后来李严不断给诸葛亮惹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诸葛亮必须给自己留足退路，才能在益州有变的时候，能尽快回师平叛。
诸葛亮心胸并不狭窄，《出师表》里提到的很多人，例如董允等都是益州集团的新秀，甚至姜维这样的降臣也得到他的重用。但是随着徐州集团的老去，诸葛亮也不敢把政权交给益州集团，只能依靠他从荆州发展来的蒋琬、费祎，做自己的接班人，不敢让益州集团独大。
蜀汉北伐，就像今天很多始终找不到盈利模式的互联网公司一样，只能打着上市的旗号，一轮一轮融资，否则就只能眼看着公司萎缩下去。只可惜诸葛亮那个时代没有新三板和纳斯达克，也没有那么多投资人愿意陪他玩下去，最后只能活活累死在了北伐途中。
公元263年，邓艾、钟会分兵灭蜀。邓艾一支偏师，偷渡阴平，竟然没遇到多少抵抗，成都就投降了。姜维离得不远，都没救得了。后人一直谴责后主无能，重新黄皓；或是骂姜维把兵力都集中在沓中是亡蜀之举。可真实情况是这样么？
姜维北伐和诸葛亮北伐有个最根本的区别：诸葛亮北伐是除汉贼，姜维北伐的时候，曹魏已经传了三代，司马氏篡魏的大局已成，曹魏方面的叛乱也都是打着除魏贼的旗号。姜维的口号难道能是“兴魏除晋”吗？
说白了，蜀汉这家上市公司的能玩的概念过时了，下场就只能是退市。
姜维北伐缺少最起码的合法性和政治意义，接替诸葛亮的蒋琬、费祎对此有深刻领会，对姜维北伐的提议从来是半推半就，也不完全反对，但不是诸葛亮时代那种倾举国之力支持。
姜维后来自己都觉得没意思，躲在沓中屯田，以备不测。可是他万没想到，蜀中原来的那股反汉势力已经悄然壮大了。
谯周，那个说大汉王朝最终以禅让终结的谋士，在朝中慢慢形成了一支独特势力。在蒋琬、费祎这些荆州集团的旧人相继去世之后，基本上形成了独大之势。等到邓艾灭蜀的时候，毫不费力，就把国家交了出去，后主想要反抗，其实也没有办法。
汉族，汉人，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完全从汉武帝打匈奴那来的。因为后来匈奴人刘渊灭了晋朝的时候，自己建立的政权也叫“汉”。
蜀汉是个神奇的存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本上只靠“概念”创业，然后保持了长期存在的一个政权。虽然这概念在当时已经慢慢过时了，但这个“概念”后来成功地被无数后人埋单。
这个政治遗产，就是告诉人们，只要有一个政治明星，加上一个会谋划的操盘手，外加一个好的概念，就算不能一统天下，至少足以偏安一隅，成就霸业。
【非常美的一篇蜀汉的论文，希望喜欢蜀汉的人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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