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初建至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现代化养猪场，只有种植业，很少对养猪的成本进行核算。原来这位教师，是以外国集体农庄会计业务来讲的，但我们感觉这样学还不能解决今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大家都很着急，因为来学习的大部分同志都从来没有从事过会计工作，是会计学“文盲”，怎么办呢？
如今既然来了，总得学一点，不然回去如何工作？我们组几个人同女组长“私商”，请她利用休息时间，教一点实际的东西，如：如何记帐，怎样做年底报表，怎样报资产负债表，怎样搞往来结算、折旧计算……等等。她也乐意教，这样我们上午就应付那群“猪”的计算，下午暗地里学的是工作上急需用的“本钱”，个把月后居然很有成效。就这么一个月为我以后的会计工作奠定了基础。至于那群猪仔、猪孙的计算，后来连影子也没有了，全部奉还给先生了。
在紧张的学习中，我总没忘记远方的她。刚到培训班时，去了一信，以后也经常给她写信，可惜只收到她一封信，信里还有一张小照片，清瘦的面孔，瓜子的脸形，二条牛尾巴似的辫子拖在衣衫衬托着她得体的身材（1957年我第一次回故乡时没见到她的面），如今长大了，似出水芙蓉，现出青春少女特有的自然美。这也许是“情人眼中出施西”吧。
记忆的大门慢慢打开，我想起了与她竹马青梅的过去。解放前，她家住在当时县立初级中学的后面（靠西边），她父亲从小学做糕饼手艺出身，以后同几位伯叔兄弟积攒了一点钱，合伙开店做糕饼，后来又各自独立开店，由于她父亲精打细算，讲信誉，重质量，明码实价，老小无欺，善于经营，生意颇为火红，后来把生意做到了天原市，在那儿买了店面，赚了不少钱，在文山做了一幢房子，置了几亩薄田，接着又学会了做酱油，由于质好、价廉，生意兴旺，于是放弃了糕饼生意，专做酱油。邹招生就是随着酱油缸的增加，而长大的。她姐弟三人，姐姐嫁水田乡、哥哥读书，她最小。家务事如砍柴、打猪草、洗衣、做饭都会做。家里做酱油时，她就当父亲的助手，料理家务当母亲的帮手，人也精灵，自小卖酱油出入算数，不差分毫，深得父母喜爱。她父亲常叹息：“可惜不是伢仔，成不了气候。”
我同她哥哥同龄，从小学同窗到初中，形影相随，每次出去玩，她总嚷着要去，特别喜欢去我家吃那种红的、黄的甜梅子，有时兴致好，我们就牵着她去，去的次数多了，她哥不愿意带她，于是哭着、闹着到她母亲那儿耍娇，我们趁机溜之乎也。
她1936年11月5日出生，比我小八岁，瘦黑的脸上，眼睛忽闪忽闪的，炯炯有神，鼻梁下面常挂着二条清鼻涕，唏呼唏呼地缩进流出，有时我逗她：“不把鼻涕抹去，不带你去玩。”她也爽快，用袖子一抹，说：“没有了吧？”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笑。她从小由父母包办，与人家定了娃娃亲。以后我去天原、洪都读高中，回家少，也少见面。1957年，我回家第一次探望母亲，由她哥哥牵线，才重新联系上，但遗憾的是那次没见到她的芳容，她可能已记不起那位常给她吃梅子的“哥哥”了。听说后来她，毕业后就去当老师。她为了追求妇女解放，坚决割断那桩“娃娃”亲，独立自主参加工作，终于冲破了封建婚姻枷锁的束缚，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
远隔千山万水，即使学习忙，脑子里仍有“空隙”，总是惦念着她，有了这张照片，可慰籍内心的思荒。我只要有空就给她写信，还附上我那张“标准”像，用挂号信寄去。
1959年元月，会计训练班结束，学员各奔前程。我们这些已三十来岁的光棍汉，也该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了。总局批准了我一个月的假，匆匆办好了手续，特意买了一个捷克斯若伐克出口的135照相机，乘火车东去，心儿呀，早已飞到了文山。
1959年2月初，我乘火车到樟树站，发了一个电报给她。次日，汽车到达文山县城北渡口。这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心儿呀，莫要这样厉害地跳，灰尘呀，莫要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口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塔山。”（贺敬之《回延安》）故乡啊，我又回来了！
我从车上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希望能一眼见到心爱的人，可是客人都走了，也没有看到一个人来接我，更不见伊人的倩影，火热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也许是她没有接到我的电报，也许是她有事来不了，也许……我非常沮丧地下了车，把军服换成便装，手拎行李包，悻悻向县城走去。为了不碰到熟人，我还戴上了墨色眼镜，径向她家走去。由于我父亲早逝，母亲57年去了岛省，姐弟已各立门户，县城我的老家已没人住了。这天正好是1959年大年初二，街上鞭炮声声，行人如织，年轻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呼朋唤友，忙着去给长辈拜年，人们都沉浸在春节的快乐之中。
我家在文山县城已经没有什么居住人了。爸爸1945年得破伤风病世，妈妈1957年去了岛省，两个哥哥1949年前去了岛省，几个姐姐都嫁到其它乡镇去了，蕙姐一家原来住在文山县城，1957年全家已迁往龙南县，弟弟那时还在洪都读书没有回家过年，所以我只好去招生家住了。
快到邹家了，我的心又激动地跳动起来。只见邹家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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