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队里就把那些随军家属组织起来搞副业，种菜、种甘蔗等，让她们有事可做、有收入，心渐渐安定下来，后来他们都成了国家职工。
我们这个光棍组，人才济济，有会玩乐器的，有会说快板的，有会唱歌的，晚饭后闲来无事，我鼓动他们弄弄乐器，娱乐娱乐。
有了音乐，就有了春天，也就有了欢乐。欢乐一到，烦恼自消嘛。胡国璋会拉二胡、弹琵琶，李三苟还有我会吹口琴，陈典清会拉小提琴、京胡，蒙义昌会拉手风琴，各种乐器都已随他的主人来到边疆落户。一个自发的乐器“演奏团”，便在苦中作乐的枯燥生活中诞生了。
开始大家是器乐独奏，各人演奏自己熟习的曲子，慢慢地大家就一起合奏，加上一个指挥，还煞有介事，像一个交响乐团，引来了许多战友来观看。有了乐队，就等伴唱的人了。第一个来参加我们俱乐部的是李少琴。胡国璋、陈典清调好琴弦后，小李就大大方方地唱起来。她在小学里学过不少歌曲，嗓子又好，听起来还真有点韵味儿。有女的伴唱，自然得有男的陪唱就更好，那个“fēng_liú小生”似的李三苟就派上了用场，男女生二重唱，唱得“有滋有味”。有时胡国璋伴奏，李三苟、李小琴演唱，三人配合得非常好，赢得大家一阵阵喝彩。每天晚上，俱乐部琴声响起，歌声嘹亮，唱得夜猫子不叫，黄织娘罢唱。悠悠扬扬的歌声、琴声，在茫茫山坳里回荡。
习惯成自然，每天晚饭洗刷后，皓月当空，微风吹拂，光棍棚子里乐声扬起，歌喉婉转，给这寂静的山谷里平添了几分生机。而每次小苗女总不缺席，她的老公是工农出身，不懂音乐之美，少来参加，小李就不时地把他拖来，也许是陪伴，也许是让老公学学，乐一乐。有时我们就轮流唱歌。我最蹩足，破嗓子，不入韵，公鸭声，难入耳。有时没办法了，我就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付应付。我唱得比较能入耳的是《革命军人永远是年青》，也只是凑凑数，哄个热闹。有时大伙逼急了我，我就拉老王一齐合唱《大刀进行曲》，由于胡国璋、陈典清的琴拉得好，他俩也颇为自得。有时我们故意跑调，引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能快乐就行！
有了这么个活动，全队喜欢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全队似乎更有了生机和活力。说真的，那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文娱生活。后来傣族姑娘每晚都结伴来卖甜酒糟，二角钱一碗，生意不错，也看看大家唱歌、演奏乐器，直到月落星疏才散。队长说：“能让大家乐一乐，这就好，这就好。”每次他来参加都笑眯眯的。音乐真是使人更年青，乐而忘忧啊！
雨季来得早于往年，全队一百亩咖啡树，得抢时下种，大家冒雨抢栽、快植。十来天，便完成了。为保质保量，原则上谁挖的穴，就由谁去定植，这样就不敢马虎了事。后来听说成活率达到95，受到场里表扬，还得了一面流动红旗。
定植结束，为加强领导，队里正式成立了党支部，王来金为书记，潘队长和那个“管理队长”为正副队长，统计员照旧。
老王资格最老（党龄、军龄最长），他讨饭出身，在山东参加八路军，他对党的事业非常忠诚，组织纪律性极强。没多少文化，平常语言少，工作上办法不多，总是提升不起来，按他的品德和经历，可授个大尉营级，在预校时仅授衔正排少尉级，为此他曾闹过情绪。他在队里一直担任支部书记，后来也没提升到场一级领导岗位上，他曾当选为景市县的人民代表。1978年，我去景市参观，遇到他夫妇，老王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还记得我这个组长呢。大家见了面非常高兴，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一样比过去好多了。我说：“感谢你58年在我当组长时给予的大力支持，我们真是患难与共的好战友啊。”这是分别二十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可惜没多余时间叙旧，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兵团一师（景市农场）挑选了五名同志去春城学会计业务，我被选中。
临行那天，小组为我开了个小宴会，大家凑了份子，买了些小菜、几瓶酒，杀了一只鸡、一只鸭，请了支书、队长和队干部、小组长来热闹，共叙半年来的战斗友谊，大家兴致很浓，我向大家敬酒，祝大家身体健康，努力战斗，不失军人风范，争创全场第一。会后，我嘱托新任组长老蒙，要团结好大家，关心好病号，组里的鸡、鸭如果太多管不赢，可以折价卖给队里养。
老蒙和我都在预校一起工作过，他在后勤处，我在训练部，相交多年，是亲密战友，大家选他当组长，可见他是得人心的。我从春城学习后没有再回七队，以后听说毕小洲、陈典清、李三苟以及四队的杨柏林都先后调去兵团分局、总局工作了，只一人因犯男女关系仍在队里，以后情况不明。
景市及其他团去学习会计业务的有十几人，师农垦分局派人、派车把我们直送到春城学习，从此我再也没回景市农场。
南诏省生产建设兵团总局会计训练班，设在春城西山风景如画的龙门山下，这里滨临大湖，环境幽静。我们租借劳改局的房子，做临时性的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几个月的会计业务培训。
我们小组只有一位女同志，她是下放来的，她精于业务，便当了我们的组长。我对会计专业知识是一窍不通。
那位饱读会计、统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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