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情之所钟”又向前发展了。
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拿起书，突然发现书下面放着一张黎明的照片，背面写着几个娟秀的小字：“多帮助她”，落款处写着“知心人”三个字。我怕别人看见，忙往抽屉里一捋（luo），她望了我一眼，诡秘地笑了，而我的心却突突直跳。她如此多情，而我却“固守阵地”，与她保持一小段距离----一段十分痛苦的距离。
那时部队有纪律：男同志只有“284团”的人可以恋爱结婚。所谓“28”就是男的年龄满28岁，“4”是有四年以上军龄，“团”指团级以上干部。营级军官以下，不准谈恋爱，不许结婚。但女同志不受年龄、职务限制，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所以，我就只能把爱深埋在心中。
1953年底，她突然调往北京工作，她的情绪焦躁起来，常常无故发火。我只有安慰她：“你远走高飞吧，我不配。”但我心里比什么都难过。
一天，我们在营房外踏马路时，她突然天真而又坚定地说：“我们结婚吧……。”我吓了一大跳，摇摇头说：“那要受处分的呀。”她无可奈何地哭了，哭得十分伤心，扭着小性子不肯去哪遥远的北京！
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死劲摇。“我不去我不去，……太不公平了!”是啊，制度把我们“格式化”了！我也黯然神伤，默然无语，我的安慰也是多余的、无力的废话。我们都掉进了痛苦的爱恋深渊。
临走前几天，我们手拉手在铁路上遛哒了一个下午，俩人心事重重，心里像灌满了铅似的，十分压抑。她双眼都哭肿了，纵有泪千行，也无法表达她内心的苦痛。我痛苦得默默无语，双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愿分开，离营房不远了，我猛然一句：“你要恨，就恨死我吧！只怨我不是团级干部！”一甩手，我痛苦地向营房宿舍走去。
到了分别时，我去送她，她用眼光狠狠地瞪着我，泪水流了出来，我强颜欢笑，却没有一句祝福的话，“我们太没缘分了！”
她走了，从此结束了人生道路上这场被压抑又罗曼谛克的小插曲。
后来她在北京找到了理想的白马王子，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男方坐在三轮摩托车兜里，她坐在驾驶台上，双手紧握车把，笑眯眯的，脸蛋儿仍是那么可爱。
随着教学逐渐走上正规，学员劲头更高。这些老兵，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多，经历丰富，对教师很尊重，不摆老资格，肯学好问，也爱钻牛角尖，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教好自己的课程，师首长经常来看望大家，时时给以指导。贾校长不时和教职工座谈，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在生活上为学员们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在政治上鼓励大家积极向上，这对大家鼓舞很大。
军区文化领导小组也多次来学校检查教学质量，抽测、会考、口试，学员们都达到四分（当时是学苏联的五分制的记分法）以上，不少达到五分。军区文化领导小组肯定速成小学的教学方法是符合实际的、是有效的，夸奖说：能在二年内使学员们达到小学高年级毕业生的水平，这是个奇迹。在全军区速小语文、算术比赛中，九速小获得优秀，可见领导、全体员工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1954年5月底，九速小任务完成，开完毕业典礼后，校长按军区指示宣布第九速小番号取消，教员重新分配工作，我与吴桂兰、傅之模调到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工作。
月末，我们背上背包，在小石坝炮八团集中，开了个欢送会便赴任去了。
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设在春城郊区巫家坝飞机场东面的小山坡上，春城至呈贡的公路在校西边通过，校园范围较大，四周是水田，水渠穿越其中。校园南面是学员宿舍和教学区，中间是大操场。操场西边有一幢临时盖的大草棚，是会场，可容千把人坐地开会。
北面是教职工宿舍、办公室、实验室。东面是校首长的宿舍、办公处，再往东有幢小平房，平房旁有花园、小榭、小桥、停车场，四周是常青的女贞丛，环境幽美、清雅，小鸟依人，风景如画，据说这是当年飞虎大队长陈纳德的驻地。
这里原有碉堡岗哨，解放后都拆了。整个校舍四周被高大的桉树包围着，桉树常常发出一种特有的香味，据说可以驱蚁。校舍虽然陈旧点，但校园开阔、恬静、优雅。
老师也多，学历有大学的、中专的，最低也是高中毕业生，高手云集，人才济济啊。教学组有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包括自然）、政治等研究小组，设有正副组长及教研组长，但没有外语。我分在史地组，后又转理化组，都合我的本行。
教学设备比较齐全，有各类图书、资料、理化仪器、动植物标本、史地模型、挂图诸类。国家为培养人才是舍得投资的。
学员是从各军、师、团挑选来的营连级干部及少数优秀排长，都具有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才能入学。学员有八百多人，加上教职工近千人。
实行集体办公、备课。讲课前必须先试教，评讲合格才能进入课堂讲授。备课步骤按苏联的模式（非常机械死板）。有时是教研组派人来范教、试教或讲某一专题或作某一试验，起到示范和指导作用。这对新老教员都有裨益。我们教员来自不同单位，在同一目标下，没有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都能虚心学习，戒骄戒躁，所以教学风气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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