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称，街亭军败，斩马谡，“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同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五事”称：“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郭冲五事所言蜀军兵力，还是可信的。《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②蜀亡前夕，姜维收缩北线兵力，拒守剑阁，有众“四五万人”（《以三国志·魏志·锺会传》）；此时汉、乐二城已成孤立据点，困守之兵各五千。据此推算，北部前线总乒力约六万，其余地区的军队共计四万左右。蜀军经过长期作战的消耗，减员严重，一线地区作战兵力已显单薄，但北线以外的其余地区仍然部署四万兵力，可知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军事力量比较强盛，北线外的其余地区的兵力绝不低于四万。③《晋书·地理志》载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工隐《蜀记》载，罚亡时（公元263年），献“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四十二年中，国家掌握的民户户增八万，口增四万，平均每年增产一千九百，口九百五十。不计递增率，按平均增长数计算，建兴五年（227年）蜀汉有户二十一万一千，口九十万零五千，每户平均四点二八口。④蜀汉征乒制的具体规定已难知其详，不过，蜀汉青壮年男子有限，是不大可能象汉代征兵制那样，规定成年男于只充当二年常备兵的。
集兵制度的演变
三国两晋南北朝集括三国两晋南朝汉族封建政权统治下集兵制度的演变和少数族入主中原后集兵制度的变化。
汉末三国时期世兵制和其他集兵制度是并存的。三国初，世兵制虽然作为一种新的集兵制度崛起，但其他集兵制度并未完全废止。征兵制虽已破坏，但在理论上，政府仍然有征发民众当兵的权力。蜀汉国小力弱，必须统筹使用民力，方能抗衡二国，因而继续实行普遍征发百姓的制度。魏、吴虽以士家兵户为主体组建国家军队，但仍兼行征兵之制。《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太祖平荆州，以芝为管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同书《贾逵传》称逵领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孙权报陆逊书：“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使用也。”国有大役时，征发民众的数量有时还相当大。吴主亮建兴二年（253）诸葛恪伐魏，“大发州邵二十万众，百姓骚动。”（《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曹魏注意保持士家同其他两个阶层民众的界限，因而征发民众为兵，战事结束后，原则上是要复归民伍的。黄初时左延年《从军行》诗，吟道：“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乐府诗集》卷32引《广题》）诗句虽然反映了兵役的频繁，但也证实了普通民众被征发从军，战事完毕后是要复归民伍的。
孙吴并不重视在兵户、屯田民、郡县民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一直实行由民户、屯田户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所谓“单向流动”，是指孙吴政权经常将一部分郡县民或屯田户变成兵户，而未见将兵户变成屯田民或令其复归民伍的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孙吴政权每一次征发民众，都一定要将他们变成兵户。有时孙吴征民为兵，战事完毕后还是要让他们解甲归乡的。《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的一道命令：“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这显然是让一部分征发之民重返农亩，以求休养生息的举动。《宋书·乐志》载韦昭所造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有一音《秋风》，歌词为：“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鸠鸟化为鹰。
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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