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士家，实行“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晋书·刘颂传》）的“错役”制度③。而孙吴兵户莫不携带家属，随军屯垦，因而孙权指责曹操错役之①曹魏不仅士家有专门兵籍，改变身份需制诏；屯田民与郡县民也不能随意混杂。《三国志·魏志·司马之传》：“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衣桑为业。”屯田民又称“典衣部民”，不属州郡。同书《贾逵传》：“其后发兵，泓农在守贾）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②《三国志·吴志·朱桓传》：“（桓）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遣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同书《陆逊传》：“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同书《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莫余深远，莫能禽尽..”同书“三嗣主休传》：“（永安六年）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又同书《陈武传》附子《陈表传》称，陈表主动提议将“皆堪好兵”的强壮“复客”归还国家，以便由国家料取充兵，孙权对此表示嘉许，令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可见凡是体格强健的民众，孙吴政权都可任意取以充兵的。故陈傅良《历代兵制》评论孙吴集兵称：“（吴）调度亦最无法，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历代兵制》卷2）①参阅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天纪）三年夏，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
③《三国志·吴志·诸葛谨传》：“（孙权）又别咨谨曰：‘..（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所谓离间人骨肉，即《晋书·刘颂传》所言“魏氏错没，亦应改旧。”的“错制是“离间人骨肉”（《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曹魏士家实行锗役，是因为曹氏政权把兵士家属作为防止兵士亡叛的人质严加控制；而让兵户之家随军屯垦，却是孙吴的既定政策。确定这样的政策完全出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考虑。孙吴的常备兵主要部署在长江一线，让兵户家属随军屯戍，使兵户就地建立起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只是国家控制的军屯的附属物。这样一来，不仅能对兵士起到束缚作用，而且把战争的胜负与兵士个人的利害最直接地结合起来，迫使他们不得不力战。兵士与家属同居，且屯且守，不必因“分休”④而往返于道路，提高了士兵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减轻了民户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兵户合家同居，有利于兵户之家人口增殖。与曹魏一样，孙吴将领出朝，也要把家属交给国君作人质，叫“质任”①。孙吴政权只须控制将领家口为人质，曹魏政权却要同时控制将领和兵士的家口作人质。这一事实表明，曹魏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较弱，故须封建政权直接控制兵士家属；孙吴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要强烈得多，将领对兵士及其家属的控制相当强固有力，因而封建政权只须用控制将领家口的手段来控制住将领本人，即可达到控制住兵士的目的。魏、吴对兵户士家不同的管领方式反映出，曹魏政权皇权主义的倾向比孙吴更强烈。
役”制度。
④魏、蜀均有兵士“分休”之制。分休，即分批休假。《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五事”：“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兵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修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更下”即分休，“郭冲五事”的真实性如何有争议，但蜀汉实行分休之制是可信的。①《晋书·武帝纪》：“（秦始元年）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这显然是革易魏志，以示宽惠。《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注引《搜神记》：“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
蜀汉未实行世兵制
宋人陈傅良《历代兵制》卷2论蜀汉兵制：“是时户籍士民异号，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陈傅良所据为《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载蜀亡时向邓文献出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其实，兵户的兵籍均包括本人及家属，并非兵士个人在军的名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指的是常备兵士，并未包括家属在内，不能作为“士民异号”的依据。
根据蜀军常备兵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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