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因为我脱离过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缘故？不会吧！
要么是我从国外回来，接触的人多是国民党，并且我这个由蒋介石首先“核定”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并不认可？
叶挺想。
的确，叶挺从欧洲回国后，感到自己像个无娘的孩子，孤单得不得了。因为他既脱离了国民党，又脱离了共产党。如今抗日也罢，明争暗斗也罢，都是两党之间的事情。自己哪一个党都不是了，去投奔谁呢？
“袍泽情谊”是中国军人历来崇尚而张扬的美德，应列入传统军人行列的叶挺自然是概莫能外。
如果论“袍泽”，在部队共事多年且时下能够及时联系上的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现任广东省主将的陈济棠，一个就是被人称作“陈诚集团”的在江西战场上成为头号“剿共”主将的陈诚。
叶挺与陈济棠，在离开保定军官学校追随孙中山参加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时，两个人就成了同事。
陈济棠听说叶挺从欧洲回国了，马上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函，邀请他“协力共事”。
叶挺诚意难却，就见了掌握重兵的陈济棠。
两个人寒暄过后，陈济棠就露出了“狼子野心”，企图让叶挺带领他的部队，封锁和围剿红军。
“诚蒙抬举。”叶挺一听就火从心头起，怒从胆边生。他虽然与陈济棠属于老“袍泽”，但对陈济棠一直就没有好印象。陈济棠一直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早在整顿国民革命军之前，陈济棠为捞取政治资本脱离部队到苏联“考察”镀金，并写了故弄玄虚的“考察报告”，一下子当上了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又借故留守广州，来了个明哲保身，对孙中山发动的革命战争没有丝毫贡献。后来，在蒋介石发动的革命政变时，他认为蒋介石日后会成大器，急忙抱蒋介石的大腿，助纣为虐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再之后，原来本是“同党”的蒋介石与李济深反目成仇，本来是李济深心腹的陈济棠又成了“墙头草”，倒向势力大于李济深的蒋介石一边，成了蒋介石的铁杆帮凶。如今，他又想叫叶挺当他围剿红军的干将，叶挺焉能与这种狼子一样的家伙为伍！
所以，叶挺与陈济棠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因“话不投机”，借故起身告辞。而且，叶挺一走出陈济棠的“南天王”府的大门口，牙帮骨猛地隆起一道肉棱子，狠狠地在心里骂了一句：“想叫我当围剿红军的帮凶与罪魁，卑鄙！”
要说叶挺与陈诚的旧交，也非一般人所能比。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叶挺的挚友、时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的邓演达在上海选拔军官，把时为浙军第三师新提升为军官的陈诚带了回来，并且一下子就叫他当上了连长。之后，邓演达又把陈诚带到黄埔军校任校部特别官佐和炮兵连长。
由于叶挺与邓演达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校友，彼此又气质相同，所以过从甚密。而作为被邓演达赏识的陈诚，自然与叶挺见面机会也多。见面的机会多攀谈的话题就多，加之两个人年龄相差无几，又都雄心勃勃，颇有抱负，所以彼此对对方印象都不错。
自从北伐开始，叶挺率独立团先遣出征，邓演达也随总政治部随后北上，而陈诚所在的补充师跟随蒋介石的东路军开赴华东，从此他们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后来叶挺也知道陈诚追随蒋介石，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仅由营长升为团长，由团长升为师长，再升为军委会军政厅长、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而且由于其善于巧言令色，趋炎附势，以和蒋介石为“同乡”的地缘情结，狠狠地抱着蒋介石的大腿不放，甘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效犬马之劳，故而又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当上了蒋介石装备最为精锐的十八军的军长。叶挺从欧洲回国后，陈诚曾几次表示与他“协力共事”，由于叶挺知道了陈诚充当“剿共”急先锋，虽然与他见过面，却一直都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
在此期间，叶挺到福州与张云逸交往中，也了解了一些有关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在南昌和广州起义时期老同僚老战友的情况，但是他们都远在江西等地率领工农红军建立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千山万水，雄关漫道，可望而不可即，只是心存想念和期冀而已。
叶挺发自内心地与陈诚接触，是“国共合作”不久。他得知由于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不肯接受胁迫，围剿陕北红军，又碍于蒋介石下令镇压爱国学生游行示威，屠杀进步青年，便把蒋介石扣了起来。共产党应张学良和杨虎城急邀，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出面调停，并经过与蒋介石进行有理有节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从而达成国共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
叶挺得到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消息，蒋介石虽然答应不剿灭红军，国共联合抗日，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绝对没有改弦更张，只是把消灭共产党的手段变得更狡黯，更阴险，更隐蔽。蒋介石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改编红军主力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时他提出也要整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他深感，南方几个省的游击队，在项英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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