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勤学长的诗文读着过瘾，却不好谈论。
他的诗很有一股“夫子风采，溢于格言”的劲头，貌以信手拈来，实则用心至痛，是他对世道人理的体察和醒悟。表达方法不拘一格，有些是狂想曲，有些是旧戏文里的快板或慢板，有片段沉吟，有长气贯通，还有简洁又余音绕梁的“掐尖茶”，依文法可勉强归入偈子和双关语。他的诗无论长短，皆围绕着一个确定的方向盘旋或缠绕。他的诗不休闲，纵是娱情娱景的主题，也是删去了闲心的，“写诗浑似学参禅”，他是醒悟者，他的诗是苦酒，多喝几口，即可尝出隐于其中的人生之涩。
他的短文章是即兴的，如同他说话，有见地，有情感，有机锋，有回味。他的短文章给人留面子，基本上是点到即止。他的长文章讲方法，讲路数，他长于给读者挖“阅读陷阱”，且有拨迷雾见亮堂的手段。他的文章讲求真情实感，情由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难得的是，他思考的内容常闪烁“出格”之光。敢于把脑袋探入“禁区”，晃几眼，再出来。文化上的桎梏是需要文化去突破的，动用粗暴的武手段不行，经济杠杆能撬动的也只是皮毛和外在。中国文化的雾墙是厚实的，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社会的进步，需要清醒的认识力去拨开或洞开层层雾霾。清醒的认识力俗称叫良知，这是薛保勤作品中的可敬可爱之处。
保勤学长的作品有两个看点：清醒的文化意味；守文心之正。用老话说，是“大享以正，刚中而应”。
把文章写出文化意味，清醒地表达出认识能力，在我们当代写作里是不被强调的，甚至是有意识去回避的。就如同谈烹调时习惯讲“色香味”俱全，这三个字，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涉及营养。对“文化”这两字的理解，在我们当代生活里也是存在认知误区的。比如**有一句工作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话暴露出两个盲点，一是不理解文化的本意，不知道经济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再是违背了中国人传统行为里的一个基本规矩，我们老祖宗最反感说一套做一套的，坊间的话叫挂羊头卖狗肉。再比如今天的官人写文章，在行内叫不务正业。这句话让人产生两个疑惑：第一，官人的正业是什么？第二，清朝以前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官人写的，评价文章有一个老词叫“品位”，有品有位的人写的叫文章，没品没位的叫“笔记”。如《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致仕后整理撰述的。传统文章有一个主要功能，警世道醒人心，古人写文章倡导对世道与人心的独到认识，或独立见解，而这些东西恰是中国文化的中坚内容。今天的文章是不讲究这些了吗？毛**当年在延安讲了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他老人家疏忽说了一句，没有文化的**是愚蠢的**。如果当年强调了**的文化认知，估计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业内述评了。
文化不是表面的东西，也不是多读了几本书就叫有文化，文而不化不叫文化。我是这么理解文化人的。在中国的农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那么一种能人，谁家有婚丧嫁娶的大事，都会请他去料理，甚至邻里失敬，家人失和，他一出面，难迈的门槛就迈过去了。这种人是最基层的文化人。高层次的文化人，对事物的认识力以及行为方式是沿此方向逐级上台阶的。
文化意识，从简单的方面说，可以理解为问题意识、发现意识，用文学表述叫发现之美。发现之美不是只看好的，漂亮的，高大全的，而是既看到生活的高地和洁净地，也要看出凹地和纳污点。每次和保勤学长闲聊时，都能具体地感受到他的问题意识，即使谈及细小的事情，他也能捕捉到事情的另一面。有一次在他的一位陕北老乡家里，他和我说起要下力气写一本关于陕北的书，我问他从哪些方面入手，他说不从高度写，陕北有太多具体的东西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一些观念和认识，更需要厘清和澄清。我当即向他约稿，希望能在《美文》杂志连载，他当时是爽快地答应了，也不知书成之后给还是不给。
选几段他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诗，具体窥窥其中的发现之美：
在“浪漫与空想”的旗帜高高招展的天空
蒙昧、盲从、狂热与声嘶力竭的呐喊……
真理被谎言扭曲、遮掩
理性被愚昧**、qiáng_jiān
风撕拉着正义的碎片
雨浸淫着良知的衣衫
知识遭受了灭顶之灾
文明走进蒙昧的深渊……
那是一千多万少男少女的青春大迁徙
那是精神的流放
那是ròu_tǐ的考验
祸国殃民的历史
势如破竹发生在一夜间
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何以如此健忘
泱泱大国的神经何以抽风似得多变
文明的种子啊！
为何如此脆弱
指鹿为马的耻辱
为何屡见不鲜
理智的丧失必定走向历史的反面
封建专制的残酷必将适得其反
愚弄人民的政治毕竟不会长久
民族的罪人终将交由人民审判
——《青春的备忘·知青往事追怀》
“大享以正，刚中而应”，是《易经》里的话，原辞为“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享以正，天之命也”。后人的经解为，“无妄，刚自外来，而主于内”。用今天的话讲，是动机清正。孔子很看重文思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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