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给薛岳发来贺捷电报，其中也掩饰不住兴奋之情：“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一时成了国家英雄。薛岳所独创的“天炉战法”成了扭转战局、拯救国家的里程碑，甚至有文章吹捧薛岳：“他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对一种新战法，夸几句是可以的，一旦被吹捧成“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就太过分了。
趁着长沙大捷的势头，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连夜组织人赶编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在剧中，司令长官薛岳亲自上台，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上面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也不知到底是刘备还是岳武穆。参谋长吴逸志自然也不会闲着，他扮成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也上台尽情玩了一把票。台上玩票玩得热闹，台下更是群情振奋，九战区的官兵们大声叫好，喊哑了嗓子。
薛岳和吴逸志两人关系极好，他们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学，在东征北伐时期就同甘共苦，是情同手足的生死弟兄。如此说来，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长关系这么不一般，相互吹捧一下也是难免的。
抗战军兴以来，中国军队败多胜少，精神上实在太需要一场胜仗鼓励一下。
战后，第九战区对外宣布：此次会战共歼灭日军42190人。这数字有整有零，由不得人不信，而日本方面后来计入战史的伤亡数字是3550人，也是精确到一位数。交战双方的统计数字竟然如此悬殊，水分当然都有，不过中国方面的数字好像更夸张一些。
对此，蔡继刚只有苦笑。身为职业军人，他当然不反对宣传部门为提高士气进行某种程度的夸张，民众需要胜利的消息，中国人民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适当地制造一些神话，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中国的职业军人如果也相信了这种神话，那可就危险了。
蔡继刚认为，这三次长沙会战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战争步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大本营因兵力不足而调整了侵华战略所致。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与此同时，其军事战略方针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军事上“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不再以攻城略地和抢夺物资为作战目的，而只以局部的战役进攻配合其政治、外交攻势，达成在全局上“不战而胜”解决中国事变之目的。因此，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每次制订的作战目的都是以歼灭或击溃国军第九战区的主力、迫使国民**妥协投降为主，而不以占领地区或掠夺财物为主；其每次制订的作战时间都在两周左右，日军在作战中所携带的粮弹也以此时间为参照，一旦达成战役目的，日军都会主动撤退。
蔡继刚也承认，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战果，薛岳的“天炉战法”当然是功不可没，但使用这种战法的机会只有一次，绝不能反复使用。所谓“天炉战法”，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预设的决战地区，再围歼之。当时的日军主帅、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被打懵了头，由于轻敌冒进，日军两个师团在长沙城下被合围，经过苦战才得以逃脱。
可以这样判断，日军并不是没有能力拿下长沙，而是没有占领长沙的计划，日军每次作战后的撤退是由其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尽管人微言轻，但蔡继刚还是向军委会的长官们写出了战场形势报告，而且提出警告：“这一次日军对长沙志在必得，横山勇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如长沙不保，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点肯定是衡阳，甚至有可能在攻击长沙的同时即对衡阳展开进攻。我统帅部应对当前的军事态势重新进行评估，制订出实际而有效的战略方针。”
报告送交到军委会便没有了下文，那些权高位重的大员们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反正没有人重视一个少将督战官提出的警告。
蔡继恒已经接到了通知，明天早晨有一班飞往衡阳的运输机，他可以搭乘运输机返回衡阳。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可以归队了，越早走越好，省得夜长梦多。
如今他在羊街机场成了大名人，23大队指挥官罗伯特上校一见到蔡继恒就眉开眼笑。有一次他去酒吧，屁股还没坐稳，调酒师就殷勤地送上一杯龙舌兰酒。蔡继恒诧异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要酒呢。”
调酒师指了指吧台高脚凳上坐着的罗伯特上校：“这是罗伯特上校请你的。”
罗伯特上校向蔡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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