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自新时期以来，所写题材已经非常广泛，几乎每个领域都被作家涉足过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确实发展了许多，去年正式出版的长篇近七百部，这说明长篇势头很好，但读者和评论界对长篇要求也高了，引起广泛轰动的作品不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长篇创作质量还亟须提高，为此国家也号召要出精品，至于具体到一个作品是否成为经典，当代恐怕很难判定。当代人能感受作品出来时那种确实令人激动不已的艺术力量，但还不能说它是经典，需要靠时间来检验。任何一个作家都想倾其毕生精力创造一部不朽之作，但究竟能否不朽，还得留给历史来检验，作家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能在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远村：作为一个获奖作家，您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比如，希望自己今后的作品能在国际上拿大奖？中国作家在文化继承和小说创新方面还应该做哪些有意义的工作？
陈忠实：作为一个作家，不管国内奖、国际奖还是省内奖，只要给一个奖都是件好事，就是一个杂志的奖，也是高兴的，因为它都是对作家劳动的肯定，对作家的鼓舞。至于国际奖和国内奖，有很大差异。国际奖很多，但真正权威性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最近几年有两三家报纸邀我参加中国作家应不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我都谢绝了。不参加讨论，并非我没有看法。今天，我就首次向你表白我对诺贝尔奖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都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十届的获奖作家差异很大，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马尔克斯，而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就深深感到跟《百年孤独》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差异甚大。如果将马尔克斯作为一个标尺，那么，中国作家要获诺贝尔奖是相当困难的，若要跟近几年获奖的那几位小说作家比，我看中国作家可以获诺贝尔奖的应有人在。大家公认的就是汉语和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差异太大，而汉语翻译成英语损失很多，能够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太少。我那一年访问意大利，在意大利只翻译有邓友梅的一本书《烟壶》，而中国作家的名字在那里也十分陌生。至于获奖，不是谁想获得就获得了。几乎历届获奖作家在接到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获奖通知时，都感到十分惊讶，从他们的惊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作家是事先想到的，或耿耿于怀企盼着的。那么，中国作家也就不要整天想着诺贝尔文学奖，更不要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这些都有碍作家的艺术发展。如果有一天，真有某个中国作家获了这个奖，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我们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创作心态，将自己的体验充分把握好，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就足够了，因为获奖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在小说创新方面，我们还没有创立一个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新流派，唯一属于我们的就是章回体小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它也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比如四大名著，在题材上也有多样性。但就小说发展看，花样最自由最多的是俄罗斯文学，它对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都产生广泛影响，而唯独没有一个国家借鉴我们的章回体，相反，新时期文学的花样翻新几乎都可以从西方小说中找到范本。而花样过后，才有可能有真正属于我们的艺术形式被中国作家创造出来。
远村：《白鹿原》之后，您处于一个相对冷静时期。有人预言，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您将有更臻完美的巨制问世，也有人说《白鹿原》是您一生创作的巅峰，以您的年龄和体力，恐怕很难有超过《白鹿原》整体水平的长篇。您自己如何认为呢？
陈忠实：首先，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对我创作的一种关注。我自己也在《白鹿原》出版之后听到过这样的议论，这说明大家都在关心我的创作情况。借此机会，我向广大读者和朋友致谢。我将这段时期的情况介绍一下。《白鹿原》出版发行已经四年了，这四年也是我承担陕西省作协领导责任的四年。《白鹿原》之后我遇上省作协换届，我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而我上任时，当时作协的状况不尽如人意，经济拮据，电费欠缺，汽车停顿，办公室墙壁下陷、塌顶等，我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眼看着大家在这样的困境中生活。经过抓这些具体工作，作协办公大楼即将盖起，老作家的医疗条件也有改善，作协各部门基本形成有秩序的工作，这自然是这届班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花去我好多精力。另一方面，在这四年也尽力抓了陕西青年创作队伍的建设。老一代作家曾为我们这一代作家队伍建设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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