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村：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之后，被读者和评论界称为史诗性作品，您认为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品质主要特征是什么？
陈忠实：《白鹿原》出版后，一些读者和评论家有这种说法，但一部作品是不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应该由历史来检验。从史诗性来讲，首先一部作品要真实准确地反映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脉搏和精神，历史的价值就是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就是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准。所以，史诗性作品不仅是个篇幅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羊脂球》，不过几万字的小说，你可以说是中篇，也可以说是短篇，但它堪称史诗性作品；又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的真实心理，我认为它就是史诗。一般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以为史诗性作品就应该是篇幅很长的大部头作品，实际上小篇幅的作品也可以成为史诗性作品，关键是质量和品位。
远村：有人说长篇小说是“一、文学中的交响乐；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三、一个时代纪念碑式的文章；四、一个民族的秘史”。您怎么看？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你的文学理想和长篇创作追求？
陈忠实：我以为这四种观点都能成立。我们读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和欧美苏俄的经典长篇都能找到这四种说法的标本，也就是说长篇小说不是一种规定的范畴，关键在于作家本人要将自己的长篇小说写成交响乐还是百科全书，或者是秘史，其决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作家所关注的那个时代的内在精神，正是这个精神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体验和感受规定了作品的形式。我对《白鹿原》的选择，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规定了《白鹿原》向秘史的方向发展，这自然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喜欢巴尔扎克对小说的定义。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我们这个民族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近五十年的社会革命很能说明这一点，从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合作这个过程看，剥离是缓慢而逐渐的，它不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只要一次彻底的剥离，就可建立一个新秩序，我们的每一次剥离都不彻底，对上层来讲是不断地权力更替，而对人民来说则是心理和精神的剥离过程，所以，民族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多。在《白鹿原》中，我力图将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路历程充分反映出来。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
远村：据我所知，您在进行长篇创作之前，对东西方长篇经典进行过大量研读，你认为鉴定一部好的长篇着眼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国家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写作是否进入一个经典写作阶段，它可否与西方当代大家的创作比肩平坐？
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准备阶段，除了其他方面的准备，艺术准备也是相当认真的。当时，研究我的作品比较多的一个人是西北大学的蒙万夫，他听说我要写长篇，就告诉我要注意结构，他说像你写那么大跨度的长篇小说，结构非常重要，弄不好就成了“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来是一摊子”，那就是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嘛！而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要写的小说历史跨度大、事件庞杂、人物多，结构不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大量研读了一些东西方长篇经典，阅读的结果却使我的压力反倒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没有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结构是相同的，即使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没有相同的结构，这就使我明白，任何一种结构都是作家的创新，没有一个作家能依赖别人的框架来装自己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的一次新的创造形式，也就是说自己的结构要靠自己去创立，如果我们仅限于用别人创造的形式来进行自己的写作活动，那就是一次重复。反正别人用过的，尽量不去用，自己用过的，更不能重复使用。只有将一个全新的艺术风貌的作品拿出来，才能争取到它的生存价值。针对当时文学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又自觉地阅读了一些作品。当时出现的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作家出书要自己拿钱，文学跌入低谷。我当时在乡下正在写作这部长篇，无法逃避这样的问题，即文学的萧条肯定跟商潮有关，但并非所有作家都能下海去，况且作家如何才能将读者从其他的文化娱乐中吸引过来，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传媒在炒美国有个叫谢尔顿的作家，他几乎每一部长篇都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书，我就想，在美国那样一个社会，商业气氛肯定比我们浓，娱乐方法更比我们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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