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部小说里说过，昼伏夜出几乎是世界上各路盗贼共有的生活习性。仅就这个习性而言，作家类同于盗贼，只是夜出工作的性质与之相去甚远罢了。这篇小说记述的作家就是一个顽固地遵循着昼伏夜出规律的人。他沉静而又疯狂地写作一夜，天色微曙时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躺到床上，直到午后才醒来。
在作家睡眠的这段时间里，最恐惧的事就是来人。来人太多了，多到一般人不可想象的程度。作家因一部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爆炸，就出现了这种寻访如潮的情形。作家自然沉浸在热心者好奇者研究者的不断重复着的问询的愉悦之中，多了久了也就有点烦。烦就烦在心里，外表上不敢马虎也不敢流露出来，怕人说成名了就拿架子摆臭谱儿脱离群众了。然而作家还想写作，还想读书，即使不写不读，仅仅只想一个人坐下来抽支烟品一杯咖啡。于是，作家终于下定决心，在白天睡觉的这段时间里，拔掉电话插头，拉下了门铃的闸刀，在门板上贴一张粗笔正楷的告示：如若不是发生地震，请手下留情，下午三时后敲门。作家往往最容易在语言上出错，仅这条告示而言，就存在严重的错误，因为地震如果真的发生时，即使是四五级的中震，作家就会自己冲出门来的，任何人都不必敲门了。无论如何，这条幽默而又严峻的告示确实制止了无数只已经举起或蠢蠢欲举的手，保证了作家的睡眠。
大约十二时许，作家正沉入深睡状态，有人敲门。轻敲时作家没有听见。作家被惊醒时的敲门声，已不是敲而是捶，真如发生了失火或地震一类灾难似的。任谁都可以感同身受地去想象作家的不快甚至恼恨了：一个通夜写作而刚刚睡了三四个小时的人多么需要休息啊！
作家是聪明人。敢于无视告示而如此用劲儿捶打门板的人，肯定是有重大事由的人，所以也就不敢恼怒，甚至怀着忐忑的心情赶紧拉开门闩。站在门口的，是弟弟。二弟。
作家的第一个心理反应是，这个货又来了。
作家连“你来了”一类客套话都不说，就转身走进客厅。弟弟也不计较哥哥的脸热脸冷，尾随着进入客厅，不用让坐就坐到沙发上了，把肩头挎着的早已过时的那种仿军用黄色帆布挎包放到屁股旁边的沙发上，顺手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点着了。美滋滋地吐出一条喇叭状的烟雾之后，弟弟笑嘻嘻地说：“哥我想你了。”
作家还没有从睡眠的恍惚里转折过来，木木的脑子里却反应出：你是想我的钱了。其实早在开开门看见弟弟的那一瞬，他首先就想到了自己腰里的钱包。这已经是惯常性的心理反应了。没有办法，他的兄弟姊妹全都生活在尚未脱贫的山区。已经给许多人提供了发展机会的社会环境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他的兄弟姊妹没有一个能够应运而出，连一个小暴发主儿都没有，更没有一个能通过读书的渠道进入城市的。他们依然贫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骄傲的心理和依赖的眼光都倾斜到作家哥哥身上来了。作家是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走出山沟走进省会城市的出类拔萃者，而且不是一般地进入城市谋得一份普通的社会工作，而是一步步打进文坛，且走出潼关响亮全国文坛的佼佼者。作家自己有时候也纳闷：同是一母一父所生的兄弟姊妹，智商为何有如此悬殊的差别，以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的血缘……现在，作家最揪心的是，兜里没有多少钱，怎么打发这个货出门呢？小说作品走红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更红火，然而作家的稿酬收入却少得羞于启齿，即使启齿说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也不信。
弟弟喝了口水，你甭怕也甭烦，我不要你的钱。我知道你名声大，钱可不多。你是个名声很大的穷光蛋。你给我钱我也不要。”
作家不由一愣，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弟弟更坦率了：“我想搞一个运输公司。先买一辆公共汽车，搞长途客运，发展到三辆以上就可以申报公司了。”
作家吃惊地瞅着眉色飞扬的弟弟，半天才回过神来，我们家里终于要出一个“万元户”了哇。
“你想想你能有多少钱给我？你把我大嫂卖了也买不来一辆‘中巴’……”
作家终于清醒过来，甩了烟头，讥讽道：“凭你这号货能搞长途客运？你是不是昨晚做梦还没醒来？”他太了解这个弟弟了。在他的兄弟姊妹中，这是他唯一可以当面鄙夷地称之为“这个货”的一个。其他几个，本事不大，却还诚实；做不了大事，做小事做普通事也还踏实；挣不来大钱，挣小钱也还扎实巴稳。唯有这个货，什么本事没有还爱吹牛说大话包括谎话，做不来大事还不做小事；挣不来大钱还看不上小钱，总梦想着发一笔飞来的洋财。连父母也瞧不起的一个谎灵儿人物。他唯一的长处是有一副好脾气，无论作家怎么损怎么骂都不恼，而且总保持一张天真的笑嘻嘻的脸。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不相信我。事没弄成以前谁也不信，大事弄成了人就给你骚情了，挡都挡不住。”弟弟不仅不恼，反而给他讲起生活哲学，“你前多年没成名时，谁把你当一回事？我那时候看你没日没夜地写稿投稿，人家不登给你退回来。甭说旁人把你不当个人人看，兄弟我咋看你都不像个作家。可你把事弄成了，真成个人人了，而今我咋看你都像个作家……”
作家还真的被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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