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仍住在昆明的周恩来总理虽然心中沉痛，也不得不打起全副精力，予以应对。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四月十三日早晨六点，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一份照会。
杜维廉立即对照会中所说的“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抗议。他声称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应该等待调查的结果。
他还说，四月十日，张越通知艾惕思时，只讲到可能会有人捣乱，而未说有人企图进行破坏。但香港当局仍然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他要求中方提供所掌握的详细证据。
这时，这位常务副部长只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努力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转向案件侦破方面。
他说：“英方的抗议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香港当局知道机场上有美蒋特务在活动，从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四月十三日下午，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将香港总督葛量洪当天下午一点十五分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函，送交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
声明中说：“香港政府于上周末接到英国代办处的一封电报说，中国外交部曾经得到情报说，中国国民党同情分子可能对搭乘印度航空公司即将离开香港飞赴万隆会议的一批记者进行捣乱，请香港政府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
中国外交部再次陷于被动。
四月十七日，英国代办处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作为对中国外交部四月十三日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的答复。
备忘录中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的抗议。备忘录中说，四月十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英国方面竭力抓住中国外交部四月十日的疏忽，摆脱自己的责任。
旁观而言，因为中国外交部的那次疏忽，已经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蒋元椿的《英国当局一定要负起责任》一文，对英国政府在十七日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的备忘录作了批驳。
文章说，英国政府拒绝承担对这次不幸事件应负的严重责任，要求我国方面事先对特务将要施行破坏的情形予以详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香港当局有责任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的问题。
文章说，英国备忘录表明，香港当局在十日得到我国政府警告以后，在足足二十四小时以上时间，却未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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