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直至十一日中午十二点，在印度飞机到达香港之前不久，香港警察当局才采取所谓“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而其目的也仅仅是“保证该批人员不致在机场受到骚扰”，对飞机也只是作了一般的警戒，并没有像备忘录所说的“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证乘客和飞机之安全”。
文章说，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证实飞机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的原因造成的”。“外来的原因”只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的时候发生，也只能是美蒋特务在飞机起飞以前在飞机上安置的爆炸物。
文章说，我国政府在事先向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提出的警告和事后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英国备忘录硬说我国政府断定失事原因“过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国政府有一切根据作这样的判断，并且有必要及时向全世界揭露美蒋特务分子的这一罪行。
这样，无论英国方面如何狡辩，“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都在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谴责浪潮。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报纸和电台连续发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谈话。转发中国和外国报纸的报道和评论。发表了波兰外交部和越南外交部的声明。谴责美蒋特务的罪行，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还连续发表了许多国家的总理、负责官员、外交使节以及外国新闻团体、新闻工作者的函电，表示对我国遇难烈士的哀悼。
无论美英和台湾方面如何狡辩，此时的国际舆论已让他们处于不利局面。
四月十四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从昆明飞抵缅甸仰光。
周总理除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领导人商讨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外，还与尼赫鲁就“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进行了商谈。
周总理说：“在这一案件中，中国、印度都是受害者，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希望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说明这一点。”
尼赫鲁立刻表示完全同意，并愿意与中国方面配合行动。
旁观而言，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到了这个时候，才进入新的阶段。
也是在这一天，在香港的杜自远接到陈主任的电报，命他立刻携带全部情报返回广州，等候新的命令。当天下午，杜自远悄悄离开了香港。
杜自远抵达广州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这个时间不太准确），他按照陈主任在电话里的指示，在天刚亮的时候，静静地离开他所住的广州军区招待所。
在一条陈主任指定的小巷里，一辆黑色轿车无声地停在他的面前。他什么也没说，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司机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人。但他们都没有回头。轿车直接开出城，最后在一处荒凉的海边停下。杜自远下了车，轿车立刻开走了。
十几分钟后，另外一辆轿车在远处的礁岩后面停下来。
杜自远看见，从礁岩后面走出一个黑皮肤的中年人。那个中年人一直向杜自远这边走过来。他们只是简单地握了一下手，就开始交谈。
他们使用的是英语。那个黑皮肤的中年人英语很流利。但杜自远的英语则要差很多。陈主任在电话里告诉杜自远，“我不能给你安排翻译。你必须想办法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思！你必须做到这一点！”
杜自远和黑皮肤中年人的交谈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其中主要的时间，都是用来确认杜自远所表达的意思，那真的是反复确认。
交谈结束后，那个中年人重新回到那个礁岩的后面。片刻，那辆汽车就开走了。十几分钟后，送杜自远来的黑色轿车重新出现，并送他回到城里。
有关杜自远这一趟海边行，并与一个黑皮肤中年人见面的情况，终因年代久远，在下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可信的解释。所以，这个情节只能由看官们去猜测了。不知是否有智者可以解释。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陈主任早早叫杜自远回到广州等候，他却迟至五月八日才到广州与杜自远会面。陈主任在这一天中，仔细研究并审阅了杜自远带来的情报资料，确认无误后，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广州。
杜自远又在广州住了三天，于五月十一日，以公开的身份回到香港。他此后实施的，才是“星辰”计划的核心任务。
各位看官慢慢地看吧。接下来要往回说。
四月十六日这一天，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从仰光出发，经新加坡于十七日抵达雅加达。由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巨大影响，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一下飞机，就受到印尼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更受到世界媒体的全面关注。一时之间，世界媒体上说的，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
这个时候，远在台北的郑介民一直在静观国际舆论的变化。他隐约感觉，恰如左少卿在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正在被中共方面所“利用”。这个时候，他还仅仅是隐约感觉而已。
但是，印度也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的报纸电台就没有中国报纸这么客气了。他们挖掘秘闻的能力也更强一些。
四月二十三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正在进行期间，印度的《闪电》周报发表了一篇以《破坏万隆会议》为题的文章。
文章中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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