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大唐著名的诗人贾岛，在《田将军书院》一诗中，这样描写田将军书院内的美景：满庭花木半新栽，“石自平湖远岸来。笋迸邻家还长竹，地经山雨几层苔。”
书院选址，为何要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呢?这与书院兴起的初衷有很大关系。古代的书院，往往是在官学废坏时出现。兴办书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学者看来，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并日益腐败和衰落。
因此，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另建书院，就是为了研究学问，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而在他们看来，一个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做学问。比如，曾经有位儒家修士，就曾奉劝他的学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
书院的管理体系，有分工明确、便于操作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山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它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山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聘请老师时，或者重视学行。
也就是科举出身，这样就能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
“山长”，其实就是书院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位高权重，是书院的核心人物。梁章钜在他的《退庵笔记》中就这样定义山长：“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
有了德高望重的山长和教师，书院不愁没有学生。因此，书院也设定了不低的入学门槛，也有入学笔试，而且招生数量有限。“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就“定养士额二十人”，后来扩到三十人。
岳麓书院名气出去以后，远道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等于是增加了十个旁听名额。
一旦进入书院学习，学生就要遵守书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明道书院为例，首先要求学生要穿“院服”，只是规定要穿颜色深的衣服。这样做的目的，是和一般的民众区别开来，让学生有士人的责任感和优越感。另外，书院还设专门针对学生的“请假簿”“讲簿”“德业簿”“食簿”“宿斋簿”。
其中，讲簿记录山长讲学的情况，德业簿登记学生的功课情况，食簿是用来领取钱米，宿斋簿则用来领取灯油和木炭。明道书院还规定，学生请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谒祠、听讲、供课三者都需要登记，缺席三次就“罢职、住
供”。这个住供，就是停止供给。古代的书院大都远离闹市，给学生的钱粮和伙食断供，这个惩罚可真是不小。
书院中的学生学些什么呢?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学子每天的学习时间划分成起床后、早饭后、午后，晚上四段，每一段都有规定的学习任务。而且既有自学，也有讨论，还有老师解惑，还是很科学的。
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书院还有考试制度，主要考查德行和学业两大方面。学业考试以南宋时期的延平书院为例，每个月有三次小考，考得好的，成绩一出来就有物质奖励，并且还会累积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升级，也与经济利益挂钩。
从书院诞生之初，饱含理想主义院经营成一方净土。然而，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他们最终不得不让步了。
实际上，从书院最为兴盛的大唐时期起，许多原先民办的书院，就逐渐被官方“收编”。这种收编，首先是从书院的经费着手。
书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经费。而书院经费的来源，多依赖于学田。书院兴起之初，私人筹措办院经费，主要也是靠私人的田产或别人捐赠的田产来供给。然而，仅仅靠捐赠，是不能满足书院需要的。
因此，当官府开始给书院划拨田产时，书院没有理由不接受。民办书院急剧缩减，越来越多的书院归到官府手中。
首先，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朱熹认为，学生只有具备了积极学习的能动性，掌握了自学的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书院大师讲学时，大抵是提纲挚领，由学生随其深浅自行体会，大师所讲，每次只选其一点着重发挥，决不逐意串，而是着重让学生自学，独立思考。
其次，注重启发诱导。书院教学工作中，教师主要围绕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展开教学，教师只充当指导者和领路者的角色。教学上多采用辩论的方式，着重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启发学生思维。书院教育提倡质疑问难，主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启发式教学法是书院教学的常用方式。
书院将教学与道德的完善、品性的修养结合起来是书院教学目的的最大特点。这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上将lún_lǐ道德教育融化在教学形式中的传统一脉相承。
书院在教学上始终把知识和道德的教育作为教学目的，注重知识和做人两者的同等地位，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将知识和行为、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
在书院中，名师巨儒们都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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