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死鸭子嘴硬吧。”我揶揄了一句。不知为何，我的心里，突然没来由地想到了木户加奈。她归国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不知道她在日本，现在过得怎样。我下意识地朝窗外望去，外面夕阳如血，她的容貌我居然还记得清清楚楚。
这次轮到药不是望着我，一脸怀疑：“你不会也打高兴的主意吧？”
“想什么呢？！”我一口血差点喷出来。
我们打点行装，直奔机场，马不停蹄地从北京连夜赶到杭州。这一路上什么波折也没有，真是一个好兆头。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天气，可比北京湿润多了。我一下飞机，顿时觉得鼻孔和喉咙一润，舒服极了。湿漉漉的小酥风一吹，浑身说不出的惬意。古人有诗云，“暖风熏得游人醉”，描摹得确实精准——真的是很容易就会醉。
在古董行当的人眼里，杭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从唐至宋，从元明至清，这一带都以富庶繁荣而著称，促进了丰富精致的物质生活，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所以杭州这地方，是江南文化圈的古董总枢纽，以明、清时代世家大族的生活、文化用品居多。什么字画书匾、瓷章家具、佛像道宝、珠宝首饰，无不是精致细腻。若说品质达到宫廷级别的，可能不多，但平均水准要比其他地区高出太多——江南人会享受啊，要不正德、乾隆怎么动不动就下江南呢。
有句话叫“金豫银陕米江南”。河南、陕西是古玩重镇，可称金、银；而江南的米虽然便宜，但不可或缺，走货量大，利润未必比前两者小。因此擅长经营的古董行家，这杭州是一定要来的。
沈家搞明、清家具展，选择在杭州办博览会，再合适不过了。
进到杭州市里，我问药不是：“该怎么打听博览会的举办地点？”药不是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这还用打听？你的思维还需要多多训练。”然后他走到旁边报摊，买了一份当日的《钱江晚报》，第四版上赫然有一大块广告：“故国余韵——明、清家具博览会兼珍品展”，地点在仓河下旁边的浙江展览馆，开展时间恰好是后天。
药不是一抖报纸：“沈云琛办这个博览会，就是为了造势，肯定花大价钱在各个渠道宣传，唯恐别人不知道。若是咱们还需要特意去打听，那她的宣传策略就太失败了。”
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可又忍不住提醒道：“咱们俩的行踪，可是要严格保密。怎么在不惊动沈家的情况下接近罐子，你想过办法没有？”
药不是纳闷地看着我：“这博览会对外开放，谁都能去。咱们买两张票，当普通参观者进去看不就得了？”
我脸一红，决定不再讲话。
我们耐心等了两天。开幕第一天不能去，人太多，而且有开幕典礼，沈家、药家的长辈肯定会出现，我们被认出来的概率比较高。第二天参观人数正常了，安保警惕性下降，我们活动的余地会相对大一点。
我本打算趁着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去杭州博物馆或者西湖去转悠一下。结果在药不是的瞪视下，我只得乖乖留在酒店里，继续攻读《玄瓷成鉴》。
博览会开幕的新闻，我在电视上看了，规格还挺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杭州市的各级领导都去了，市长还特意做了讲话。沈云琛就站在旁边，双手不停鼓掌，神采意气风发。她是响应五脉商业化最积极的一个，也是最先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
不过我跟着摄像机镜头扫了一圈，却没看到刘一鸣的身影。按说他是五脉之长，又是五脉商业化的幕后推手，这种重要场合应该出席才对。我想大概是年纪太大的缘故吧，那一代的老人，都在慢慢地淡出这个舞台，岁月不饶人。
新闻只有短短二十几秒，我看完之后，恰好药不是回来，手里还拿着两件新买的中山装：一件浅灰色，一件藏蓝色。
“明天我们穿着这两件去，不会被发现。”
“好家伙，穿上这个，起码老上十岁。”我嘟囔了一句，挑中那件浅灰色的，“你要是再弄个软帽，咱俩就更像政工干部了。”
话没说完，药不是从怀里掏出两顶灰土土的扁帽，我的脸色都变了。
到了开幕第二天，我们俩一大早就来到浙江展览馆，等着排队入场。
浙江展览馆模仿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砖石结构，有一个正厅、两个副厅，一共三层，结构对称、高大，前后南北有两个很大的广场，很有睥睨天下的气势。路上听司机说，这个馆是六十年代末年完工的，当时的名字特别长，叫做“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因为名字太长，杭州人一般都简称为万岁馆。
这个展览馆最初的顶端，有一枚巨大的毛**的像章，像章后头是个钟楼。一到整点，钟楼就会播放《东方红》，所以有时候杭州人干脆叫它红太阳。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展览馆面向企业社会，经常成为省内省外的工业品、日用品展销会的场地，一九八九年还搞过一次古董珠宝展，轰动一时。我估计沈云琛的灵感，就是从这来的。
此时排队的人特别多，市民们甭管懂不懂，都想来看个热闹。我们俩排在正门，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充气彩虹门，两侧都挂着好多五颜六色的氢气球，旁边是关系企业送的四十多个花篮。好多小孩高举着双手，哇哇直叫，跟过儿童节似的。展览馆的正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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