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江湖时，我们还在一中心后身儿的荣迁西里办公。林超和章燕在那里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一栋很旧的老式民宅，那儿离林超上班的单位很近。下了班就可以到中心工作，忙到夜里一两点再倒头睡觉，对还在兼职的林超而言无疑是万分重要的。他的家在遥远的河北区，不出来租房他兼职美路就得活活累死。前文中我正式听opp并决定加入美路的那个晚上，就是在这个临时的中心。我是这个中心出来的两人之一。在这个临时中心，与我同期加入的还有林超的同事徐曼，她的故事我会在后面慢慢分享。
在荣迁西里办公不久，林超和章燕就搬到了更远些的王顶堤堤南里，这套房子新一些，对改善团队形象自然是大有裨益。只可惜地点偏远，约人实在有些不便。我们就这样在客厅里开始了稀稀拉拉的培训，我也是从那里走向了掌声与鲜花的舞台。我们的第一次成功之路也在那年12月的客厅里开了锣响了鼓。拢共二十来号人，总算出了点小成果，仍在奋斗的深度部门牛丽丽的上手孙姐就诞生在这个会场，同时，江西、贵州市场的介绍人李晓东也是在这里给面子办的卡。
那时，雅涵在25千米外的东外环还有个自己的工作室，于是我们周二王顶堤、周五东外环地来回奔波，吃尽了颠沛流离的公车之苦。雅涵那时是名义上的金章，可实际业绩早就掉到12了，早期的伙伴也没剩下几个。作为新鲜人，我当然是不知道这些的，居然还在会后天真地追问雅涵都是主任了为什么不打车这样愚蠢的问题，我那时实在是不懂得体谅领导人的疾苦啊！
在堤南里坎坎坷坷半年多，东奔西跑地大家也都熬不住了，最重要的是两个中心一东一西，没一个好约人来，最后，雅涵不得不把自家的房子腾了一套拿来做团队的新中心。这回大家爽呆了，雅涵的家就在佟楼，虽然不是市中心，但好歹也是个繁华热闹的大码头，南来北往的交通还是很发达，在这儿我们一待就是一年半，直到雅涵上了翡翠，我们才终于另找了个销金窝！
新中心本就是雅涵的家，拿出来做中心雅涵就不得已住在了“办公室”，后来雅涵慢慢也体会到了住中心的便利性，从此养成了住中心全力打拼的好习惯。开始的会场在小房间，慢慢人多了点就不得不挪到外面的客厅了，再后来人更多了，我们开始动员雅涵把面积最大的卧室腾出来，雅涵就这样被我们“赶”出了闺房，从此开始了打地铺的生涯。
因为是雅涵的家，我们的运作成本无形中低了许多，这对早期打拼口袋空空的伙伴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那时我们交的费用不高，每月几十块，主要都用来维持中心的日常开支，买个鲜花、买个板笔，再交个水电费什么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厕所门上贴着的那张泰国海外研讨会的海报（2002财年旅游目的地），那是雅涵曾经的梦想！这里后来成为团队崛起的地方，团队上钻时的骨干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山沟沟里也能飞出金凤凰！
佟楼中心虽然地理便利，但作为一栋老房子，给新人留下不良印象自然在所难免。新中心在九楼，因为晚上十点电梯就会停运，所以上课的时候还可以坐着老旧的电梯吱吱地上去，可等下了课就不得不从楼上一路摸着黑走下来了。最要命的是电梯到了九楼还得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没有灯，在冬日的夜晚，让新人担惊受怕也就十分正常了。自己的朋友那儿还好说，如果约的是外面的陌生人就不那么好办了。记得有次赵毅和亚楠带了个新认识的女孩儿，刚出电梯还没走到尽头就吓得赶紧托词飞也似地逃了。这件事在我内心印象深刻，也注定了我后来坚持中心档次的顽固决心。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2003年5月，那时团队正紧锣密鼓地为翡翠做最后冲刺，团队发展也日渐茁壮。佟楼中心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会议的需要了，特别是扰民的问题难以解决。楼下的邻居隔三岔五地就上来找茬吵架，我们也都不胜其烦。在团队核心层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来必须给团队重新找个“家”了，新“家”的要求是：地处天津核心cbd，方便邀约；酒店或写字楼，尽量与美路公司的档次匹配；有能容纳至少100人的会场，空间分割满足中心所有职能。我的想法刚一提出来，大家都笑了，那样的中心岂是美路人能付得起的？
虽然遭到了大家善意的嘲笑，但这样的“家”依然占据了我全部的想象。我开始四处看房，我那时已经是美路的金章了，不用配合团队上翡翠使得我可以腾出大部分精力到处撒网。整整两个多月，为了新“家”，我跑遍了市内所有像样的场所，重点就集中在南京路（天津市核心cbd所在）东起小白楼西至海光寺一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还是让我找到一处。那是南京路上世贸广场的一处甲级写字楼，a座是写字楼，b座是涉外公寓。虽然早已不是天津最奢华的场所，但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天津市的地标之一，说起来却是无人不知谁人不晓。
和房东激烈的交锋开始了，他开出的房租是每月7000元，对于120平方米的涉外公寓而言，这个价码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实在算不上贵。可团队的领导人们一听，不由得惊倒一排教学楼长江黄河倒着流了。在与房东第二个回合的交锋中，我心有不甘地直接将价格狠压到了4000元，这是个很有想象力的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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