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虽然就具有圆融随和的性格，但也与一般男孩子一样，喜欢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有一天，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结缘总比结怨好”，深深打动我顽强的心扉，回忆过去经常因为我执着、好斗而结下许多怨尤，想想实在没有必要。从此以后，我将“结缘总比结怨好”奉为圭臬，果然为我一生带来许多方便。
“物以类聚”是众生的习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团里，也难免有此情况，有些人以地域结合，有些人以师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兴趣相知。如果觉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党同伐异而不自知。我向来喜欢融和无争，所以保持中立态度，从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许正因为如此，也为自己引来一些困扰。
记得当时的同窗还度法师与我素无渊源，但大概是法系不一，他总喜欢找我麻烦。那时我年纪还小，遭到学长的欺负，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结缘总比结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态的方式和他相处，因此平息了许多纷扰。数年后，我们虽然各分西东，但友谊仍然持续维系得十分长久。
栖霞律学院结束后，我进入焦山佛学院就读。由于这是一所闻名全国的佛教高等学府，来自各地佛学院的精英均集中于此，但也因为这样，大家意见不一，时有龃龉。当时有一位来自竹林佛学院的大培法师，对我存有误会，经常冷语相讥，暗中丑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后来我到南京华藏寺担任监寺时，他也远道来归，齐为振兴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见“结缘”能化解嫌隙，“总比结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湾佛教讲习会负责教务，某法师意欲将我排挤于外，宁可将讲习会迁至台北，可是部分学生不愿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还是鼓励他们到台北去发展。后来几十年来，大家仍旧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结缘实在比结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兰弘法时，林松年居士刚从耶教转信佛教。他护持佛法不落人后，而且做事能干，头脑聪明，唯性格刚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纷来向我投诉，甚至由于他护教太过热心，偶尔一些言辞对佛教造成伤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对我虽礼敬三分，但究竟习气难改，有时说起话来，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尽管如此，想到人“要结缘，不要结怨”，所以我对他更加友好。后来成立“宜兰念佛会”时，还选派他担任总干事。一向处处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竟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实，这就是“结缘，不结怨”的结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协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设，原先那一带的信徒像宋仁心、陈明等人，最初是由于接触附佛外道普明灯居士的因缘而信仰佛教，对于佛法真理了解浅薄，只知倡导自性三宝，不知礼敬常住三宝，尤其每次一到我说法的时候，他们总是群集在讲堂外面，或奏乐扰乱、或聚众座谈，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样子，我照样在台上讲经说法，平常也依旧礼遇他们。久而久之，这批人终于被我感化，不仅对我竭诚拥护，而且重新皈依三宝座下，成为正信佛子。类似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处事如果不将别人的短处视为缺失，而抱持“结缘，不结怨”的态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时机成熟时，一定可以获得对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欢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成为冤家，甚至在经济拮据时，对于财务处理，也是宁愿自己吃亏，尽量避免纷争。像宜兰雷音寺大门前的一栋民房，时价三万元，屋主提出以十万元作为让售代价，一个礼拜以后，待我们筹好款项时，他却索价二十万元，再隔几个月，他又提高到四十万元……价码持续提升，徒众得知，无不愤怒切齿，但我最后还是满其所愿，多年后以四千万元成交。目前我们将寺内土地整体规划，加建十八层大楼以为佛光大学的城区分部，预见日后将发挥文教功能，带动当地文化建设，虽说多花了点钱，佛祖还是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结缘总比结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凉的麻竹林，一亩土地一万元不到，但是现在一亿元都买不到一亩，其中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三十年来，我们本着友好“结缘”的诚意，在经济万分困难下，一块一块地买下了五十亩土地，以此为基础，慢慢发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业，裨益众多的生灵。如果我们当初眼光短浅，和乡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结怨”，更无法与全球信众“广结善缘”，岂不因小失大？
数十年来，台湾小型书报杂志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种种名目前来募款时，我固然多少都给予一点补助；对于大陆的寺院道场，无论是化缘建设经费，或是募取奖助学金，无论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赠汽车、电视，我也都随份、随力地帮忙。虽然经常阮囊羞涩，不胜应付，但想到能够借此机会与大众“结缘”，还是心存感谢，因为“结缘总比结怨好”。
多年来，我自以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当弟子将建寺功德名录拿给我看时，见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开证、印海、浩霖、灵根等法师动辄捐献数十万、上百万，才感到别人“结缘”的心胸比自己更为可贵，惭愧之余，惟有勉励自己更加尽力广结善缘。
一九八八年，美国西来寺落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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