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他的大能给我们在这里施予博爱，给予需要的人。”当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参观“仁爱之家”，看到院门的牌匾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时，不免惊怪：“师父！怎么会这样呢？‘仁爱之家’不是佛光山办的吗？”其实“仁爱之家”原名“兰阳救济院”，乃基督徒董鸿烈先生于一九六三年创立，但两年后因财务困难，由当时的宜兰县县长林才添先生从中斡旋，交由我来管理。当初接办时，许多信徒建议拆除这块牌匾，但我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向大家宣布：“耶稣教肯将救济院交给我们接管，我们怎么可以如此回报？我们不但应该善理院务，更要好好保护这块牌匾，因为历史的轨迹是不容更改的。”后来依融、绍觉从佛学院毕业之后，自动发心前来服务，在院内增设佛堂，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各种信仰的无依老人均一视同仁、收容照顾，让崇尚耶稣基督的，向耶稣基督祷告；让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来礼拜。三十余年来，院中的老人们相处融洽，安然无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无独有偶，伦敦佛光寺的建筑本来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创办人autsey大主教在大门口所立的碑铭至今依旧保持原状。一九九二年，伦敦佛光寺举行开光典礼时，邻居教堂的贺特神父（rev.a
allh）特来道贺。四年后，我每次走访英国伦敦弘法，都邀请该修道会的上级主教参加我们的集会，彼此之间水**融。去年（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该寺举行的“和平对话”，以“宗教与社会的融和”为主题，当地各教派均派人前来共襄盛举，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络，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表示在当地弘法的徒众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风行事，“与人结缘，不与人结怨”。
早期自愿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来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为不能与别人相应，造成一些纠纷，使得事务难以进行，让主管不得不将之遣离。我每次听说此事，即自愿亲自出面和对方沟通，由于我好言安慰，真心劝告，最后这些人都是欢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经积为怨怼的事情，结果也都化解为善缘。他们离开以后，不但与佛光山保持联系，而且还经常回来担任义工。可见“结缘”能化怨怼为助缘，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
多年前，洛杉矶一位作家每次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只要提及佛教或西来寺，总是挖苦几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愤怒。我闻言不语。一天，我邀当地作家协会至西来寺“素斋谈禅”，他也应邀在座，我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睑上也没有愠色，有的只是赞叹与尊重，从此以后，他的大作里再也没有出现批评佛门的言辞。
中部某报社记者也是经常恶意伤害佛教，当我知道以后，通过别人，邀约他来山一游，让他了解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结怨”，都是误会所引起，如果能够多一点沟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动“结缘”，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业。
像《台湾时报》因为经常以不实的新闻歪曲佛光山，终于激怒了信徒，于一九九六年二月间，发起包围报厂，静坐抗议行动。我得悉此事，立即电请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湾时报》立即表达歉意，如今偶尔也刊登有关佛光山正面的报导。所以，主动“结缘”并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结怨”更能将事情圆满解决。
多少年来，拙作《释迦牟尼佛传》与《玉琳国师》一再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电台、电视及电影银幕，但都因为剧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频遭责难，也曾三番两次想向演艺公司抗议，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后谁还有心做佛教的节目呢？况且既然已经“结缘”在先，又何必“结怨”于后？种种考虑之后，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编导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改编自《玉琳国师》，不但佳评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观念的传播更有助于人心的净化。后来许多导演、编剧纷纷来问我有关开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当初如果据理抗议，让佛教与演艺界“结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许多人见我人缘很好，都说我是上一辈子修来的。其实，我曾经遇过不少公务人员在办事的时候，不肯给人方便，总以磨人为乐，损人为快，尽管如此，当他们需要佛门的协助时，我仍给予帮忙，从此结下好缘，无形中也让他们对于佛教“以结缘、服务代替官僚、结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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