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警告的天雷让芸姚想到了城隍庙的真正意义，那就是抵抗西方教的入侵。然而西方教大兴并非单单因为圣人实力，也是因为西方教教义的核心具有惊人的感染力。
能抵挡西方教的人才才是城隍天官最好的选择，然而芸姚根本挑不出来，也没大仙会为了帮助芸姚而得罪西方教。因为就算芸姚真的办成了，那也是彻底地得罪了西方教，芸姚是要在每个城市中都钉一个对抗西方教的钉子。
不管成不成，肯定是要得罪人的。
但芸姚还是决定继续选拔天官，得好好想想如何才能选出坚定不移的人选。
要抵挡宗教最好就是有其他的信仰，比如相信华夷之辩的人。
当然最好选择聪明绝顶人，能接受人人平等的核心价值，但把西方教的那套万法皆空的教义丢回去。最好的人选就是已经接受了人人平等的教育，并且心灵圆满的人，这类人根本不需要西方教画蛇添足。
可惜人人平等是宗教发明出来的，并不能从社会经验中总结出来。所以诸子百家都没有平等这个概念，之前芸姚在入儒家的时候，留下过人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发言，可惜这部分记录被当成是伪书，根本不受儒家学子的重视。
因为在他们心中孔子是不可能有女弟子的，就算这部分记录是真的，那也不可能从女人口中说出来。再说了人人都成为圣人，那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人人都能做圣人就是吸收了佛教思想精华而成的阳明心学，要从心中找到良知，而良知就是圣人基础。
很像佛家的明心见性，人人都有佛性，甚至是万物都有佛性。
在中原倒是有万物有灵的说法，但万物有灵并不代表万物平等。作为经验论的民族，在抽象世界有足够精准的经验总结，却很难创造出虚构的内容出来。
毕竟虚构的东西对脚踏实地的农耕文明并无立竿见影的帮助，提升不了生产力，所以庄子的存在才弥足珍贵，因为庄子用自己瑰丽的想象力提出了‘庄周梦蝶’这样高深莫测的畅想，对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族而言尤为珍贵。
中原学者们考虑的问题都很现实那就是天下太平，长治久安，而不是人从哪来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对种田根本没有帮助。
春秋诸子都不认为人人平等，因为他们已经接受社会分工的不同了，他们并不觉得现在的社会分工有问题，他们只是觉得是人自身出了问题，是人的自觉出现了毛病需要治疗，只要人人自觉，那么就能天下太平。
当然法家出现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不认为是人出了问题，而是认为社会结构了问题，所以法家都要变法。三皇五帝的情况和战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必须要进行改变，不能遵循古制。
芸姚给儒家和墨家都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些言论根本不足以立刻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因为只靠言论是根本不可能改变春秋战国越来越剧烈的人地矛盾，越来越剧烈的贫富差距，以及越来越剧烈的国际矛盾。
光凭理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毕竟理论并不能做大蛋糕，并不能让人人都过上好日子。
其实芸姚对春秋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医学和农业方面的贡献，在墨家的时候她提供了很多的医药知识，并且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但终究只是养了更多的人，而没有打破分配关系。
本来墨家是有可能温和地对分配关系进行修改，可惜巨子被鸿钧调走，灵宝道人的主要精力又放在是维持墨家的统一上，所以墨家的路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最后成为了民间互助会一样的组织。
以科技改变世界的道路最终还是中道崩殂。
芸姚留下的主张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因为大家都要向现实低头，连孟子都建议齐王要吞并内乱中的燕国，这可是谈仁义的孟子，在关键的时候一样是以现实的角度出发。
所以法家能脱颖而出也不奇怪了，因为他们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提出理论，他们更重视操作，也就是利益的再分配。
理论对利益分配没用，还是要上手操作。
芸姚分析了一下中原诸子和西方教的差异，就是诸子都致力于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西方教则想要解决为什么活的问题，还要回答生活中的万般苦难。
诸子不会考虑苦难的问题，毕竟苦难从来都是和人族相伴的，这种东西为什么要考虑？只要能安安稳稳地种田过日子，受点苦不是正常的么？
所以《易传》早就说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其思考为什么苦难，不如接受它之后自强不息。
对于能改变的，比如战争、洪水、瘟疫，中原诸子对它们都是红果果的蔑视，因为这些会影响农耕的因素都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改变。
对于不能改变的，比如七情六欲，比如痛苦悲伤，比如神鬼幽灵，诸子都选择避而不谈，劝人向善。谈了也是为了让人好好种田，并不是真的试图解释清楚。
不过如果有人来解释的话，中原之人也不会拒绝，甚至会非常乐意接受它。佛教教人脱离苦海，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避风港。
“脱实入虚，这是脱实入虚。”芸姚知道西方教来了之后，中原就进入了脱实入虚的环节。
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脱离苦海其实就是一种逃避，是一种全民的逃避。
脱实入虚就好像是一个黑洞，很容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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