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筠如抿嘴笑起来,温和道:“有时候我会很想邀请你到广州来,我想你一定会喜欢那里。”
“年少的时候雄心勃勃,想要干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想要青史留名,我曾经为自己生在这个时代而感到幸运,觉得自己正在目睹历史的推进,但现在只觉得当年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婉贤云里雾里说了半天,到最后,似乎自己都已经反应不过来自己再说什么,她赶紧停住,补了一句,“我现在觉得做个教书匠就很好,政治太复杂,我已经弄不懂谁对谁错了。”
袁世凯建立了民国,他随即掉进了与孙文的权力斗争中,孙中山建立了国民党,转身开始与陈炯明分裂,然后征战不休,他们都是想要振兴中华的人,但在振兴中华之前,却要先保证自己的地位。
谢怀昌在老宅留到了七月下旬,吴心绎依然拒绝所有沟通,他原本还想跟吴心绎耗下去,但徐适年却忽然从北京南下,为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廖夷白先生遇刺了。”
廖夷白,谢怀昌对他并不陌生,相反还颇为熟识,他是革命的元老,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并为了他的理想奉献全部。
“我已经辞去了《申报》记者的职位,准备南下广州,到广州《神州日报》去,继续从事老本行。”徐适年在谢家前庭三堂说出这些话,谢婉贤也在场,但他一眼都没有看她,“此次叨扰府上,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听说宁隐在镇江,所以就来探问一下你回广州的日期,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同行。”
“我马上回广州,”谢怀昌立刻道,“廖先生怎么会遇刺?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正是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才不奇怪。廖夷白赞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路线,但胡汉民和孙先生的儿子孙科却是憎苏恶共,要搞一党独大的,而汪主席几十年来都是孙先生的副手……他压根镇不住这两派人。”徐适年在冷笑,他眼角堆积起纹路,使这个饱含轻蔑的冷笑平添几分悲凉之意:“孙先生去世还不到一年,尸骨未寒,党内便开始权力之争。据两广弹丸之地,北伐未成,就已经先同室操戈了。”
北京的军阀为地盘而战,广州的革命党为权位而战。
谢怀昌感受到他的无能为力的愤怒,这愤怒就像一场虚火,看起来声势浩大,最后却什么都办不成。
“你为什么会辞掉《申报》的工作?”谢怀昌道,“你又重新加入国民党了?”
“我从未**,谈何重入?我还是国民党建党前的元老。”徐适年的语气暗暗发狠,似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要到广州去,看看孙先生所期望的民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谢怀昌默了默:“廖先生遇刺,想必汪主席大发雷霆。”
“他已经勒令你的上司蒋校长去彻查这件事了,估计我们到广州的时候案情就能水落石出。”徐适年说完,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腔与腹腔都鼓起来,然后又慢慢瘪下去。他靠着这个动作平息情绪,然后从随手带的提包里取出一个信封,“第二件事,那笔七千两白银的借款。”
信封里是一张汇票,英国汇丰银行的,在北京开的户头:“这是最后一笔。”
谢怀昌跟谢婉贤都大吃一惊,后者手脚灵敏,先将信封抢过来,抽出汇票,翻来覆去仔细看了好多遍。
徐适年瘦削的脸上露出笑容,他身上穿着一件粗布长衫,洗的发白,上面有几从同色的修竹绣花,那是因为不愿在磨破的地方打补丁,就只能绣一个花挡住——还是婉贤亲手绣上去的婉贤在京城。
“这一桩心事总算了了,”他说,“我日后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曾经资助过革命。”
谢婉贤觉得心酸,柔声道:“先生何苦如此。”
“我只是一届穷酸书生,身无长物,惟此血肉之躯,若有用途,请君尽管拿去。”他慢慢将这句话重复了一边,道,“但这么多年,我既没有为革命献上性命,也没有做过什么能拿出手的贡献,今日将欠款全部还清,倒是觉得扬眉吐气,可以对人自夸了。”
谢怀昌从婉贤手里将那张汇票拿走,珍重地捧在手里,又吩咐丫头取纸笔来,为他写了一张收据。
“今日累积收到徐适年先生补还欠银七千两整,立此为据。”
徐适年小心吹干纸上的墨迹,仔仔细细地将那张收据叠好,放进他之前放汇票的信封里。做完这些动作后,他整个人忽然意气风发了起来,眼睛里光明而有神采,甚至连腰杆都挺直了几分,像肩头抗的一个沉重包袱终于被搬开:“我准备明后日便启程南下,不知道你是如何打算的?”
“我与你一道走。”谢怀昌道,“存之今晚请屈尊在府里下榻,明日我们一道走。”
谢婉贤一直微笑旁听着,没有人过问她的意思,但她忽然说:“那么我就回北京了,我还有学生在北京。”
徐适年这才将目光转向她,那是温柔、诚恳,又似乎有点欣慰和释然的复杂眼神,他慢慢地对婉贤点了下头,叮嘱一句:“以后一个人,万事小心。”
谢婉贤微笑着点头收了,以同样的话回复他:“先生也万事小心。”
他们下午一起买了船票,准备走水路离开镇江。吴心绎听说谢怀昌要走,当着他的面双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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